日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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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日本的“全球食品价值链战略”

程永明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1): 7-1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2

摘要（292）

PDF（pc）（7317KB）（72）

日本近年来采取“主动进攻型”政策，积极推动农林水产品及食品的海外发展。为此，政府出台了包括“全球食品价值链战略”在内的多项相关政策，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组合型”支持政策体系。该战略具有强调官民并举的实施理念，基本战略与地区战略协同，政府间双边经济合作机制与民间投资的联动，产品、设备等硬件与技术、管理系统等软件的“捆绑”式出口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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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 ——基于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邓美薇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1): 17-27.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3

摘要（418）

PDF（pc）（7214KB）（50）

在梳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情况的基础上，利用2010年—2018年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探讨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负面影响；(2)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3)不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日本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方向不同。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增加负面冲击企业研发活动，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却激励企业研发投资。相较于日本，中国企业研发管理经验较少，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政府更应重视在运用政策手段平滑景气波动的同时，避免政策施行的大起大落，警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过快、过度提高，尽可能营造、引导产生良好的市场预期，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支持企业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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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及原因分析

袁薇,康书生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1): 28-3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4

摘要（705）

PDF（pc）（6689KB）（201）

面对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央行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大肆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大胆采取负利率政策，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导社会公众预期。政策实施以来，通胀目标时限一再推迟，政策虽在短期内改善了经济形势，但又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及外国政策的干扰。究其原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企业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少子老龄化及财政货币政策相互掣肘等因素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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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

张艳茹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1): 39-45.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5

摘要（397）

PDF（pc）（5931KB）（127）

二战后，日本史学界以国内某行政区或某历史区域为对象的地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战后初期，出于根除皇国史观等的影响及修正历史教育的需要，学界开始推动地域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的成立为相关研究者、研究机构间的协作提供了平台。战后初期的地方史研究对战前乡土史进行了批判，并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框架，侧重社会经济史研究。1970年前后，日本地域史研究得到飞速发展。各地的地方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地方史料的发掘、保存、公开活动取得巨大成果；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亦形成一定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地域史研究在目的、方法、视角上有诸多转变，逐渐摆脱附属于整体史的地位而走向自立。二战后日本地域史研究成果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资料收集和研究的片面性、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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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政教关系

暴凤明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1): 46-55.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6

摘要（487）

PDF（pc）（8186KB）（60）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继承日莲正宗“立正安国”的政教合一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民主法治环境中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于1964年成立公明党。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四个时期：教团主导政教合一时期（1964—1969）、政教分离时期（1970—90年代初）、教团成为政党斗争工具时期（20世纪90年代）、政党保守化与教团集权化时期（2000年至今）。二者关系的变化说明从战后民主化到政治、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宗教势力依然对日本政坛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宗教政党必须以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宗教政党的政治主张往往与宗教理念发生冲突，形成对其母体教团的反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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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本平安时代大江氏家族的贡举参与探究

王方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1): 56-6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7

摘要（609）

PDF（pc）（5650KB）（106）

大江氏家族是日本平安时代名闻遐迩的文化世家，公元7-8世纪中国科举制的东传为大江氏家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大江氏家族自始祖大江音人以来，读书应举，十一世父子、兄弟连第，可谓是英才迭出。研究大江氏家族的贡举参与不仅有益于剖析大江氏家族贡举成功的原因，还能把握大江氏家族与日本贡举制特征的内在关联性，挖掘贡举制度无法根植在日本社会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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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本跨境群体的多语政策研究

王璐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1): 64-7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8

摘要（267）

PDF（pc）（7355KB）（47）

对于跨境群体而言，迁出国与迁入国的政策影响十分深刻。跨境行为发生前，迁出国的政策影响大于迁入国；跨境行为发生后，迁入国的政策影响大于迁出国。迁入国良好的政策拉力，有助于跨境群体跨境行为的实现。迁入国政策拉力越大，跨境群体跨境迁入行为动力越强。迁入国以跨境群体迁入行为能为本国创造国家红利为基本前提。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持续加剧，日本迫于人口压力，不断促使跨境群体迁入政策宽松化。跨境群体的迁入，为日本带来国家红利的同时，也造成潜在的社会问题危机。日本政府通过多语政策，缓解跨境群体的负面冲击，稳定整合、层级递进，减少跨境群体与本国群体间的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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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流体隐喻思维的日汉对比研究

韩涛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1): 73-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9

摘要（422）

PDF（pc）（5975KB）（170）

隐喻是人类认识、加工客观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通过隐喻的跨语言对比研究能揭示出不同语言理解事物时不同的思维方式。以日语「流れ/流れる」的用法为例，从“隐喻广度”和“隐喻深度”两个维度，研究、透视日语和汉语在名词概念化方式上的差异，会发现：虽然汉语也能够通过流体思维对“时间”等名词进行表征，但在日语里这种思维模式是一种基本认知模式，因此，日语对“政治”“故事”“比赛”“沉默”等抽象名词的理解均建基于流体隐喻思维。通过跨语言对比不难发现，借助流体隐喻思维对外部事物进行理解是日语的一大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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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号政治与日本右派民族主义的困境

程洁,廉德瑰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2): 1-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2.001

摘要（440）

PDF（pc）（5771KB）（134）

日本的年号本来是从中国古代经典中选择词组构成，这是1000多年来的传统，但是这次“令和”年号却摒弃了中国古典文献，从日本古典文献中选择出来。这一变化背后是日本右派的民族主义活动，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去中国化”，推行右倾民族主义政策。另外，此次年号的“去中国化”，也是安倍与右派组织日本会议在修改宪法等问题上的政治交换。然而，对照右派曾极力主张年号法制化以维护日本传统来看，现在又通过推行年号“国书化”来改变传统，反映了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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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冷战后中日两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合作: 从1.0到3.0

国晖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2): 9-2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2.002

摘要（475）

PDF（pc）（11987KB）（25）

冷战结束以后，中日两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合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92年开始的1.0阶段（基础合作）到以2013年开始的2.0阶段（成熟合作），再到2019年起步的3.0阶段（新突破合作）。从发展和发展理论切入，以机制合作、援助合作、软实力合作三种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以比较研究及“软”“硬”实力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入手，深入探讨中日两国在湄公河流域如何进行发展合作，为何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合作侧重点以及不断完善这些合作侧重点又寓意何为等问题，将有利于清晰地认识中日两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的变化过程，能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合作项目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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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本财政预算理念的演变、政策实践及启示

郝宇彪，李琦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2): 23-3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2.003

摘要（454）

PDF（pc）（7932KB）（117）

在梳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情况的基础上，利用2010年—2018年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探讨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负面影响；(2)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3)日本庞大的政府债务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从日本财政预算理念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层次理解日本财政困境的成因。日本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经历了战后迅速崛起到经济高速发展再到经济低迷的发展道路，与之相对应，其财政预算理念总体经过平衡预算理念、周期性预算平衡、新自由主义财政理念、重拾凯恩斯主义财政理念等四个阶段。日本财政预算理念与财政政策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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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应对认知症政策及照护体系研究

田香兰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2): 33-4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2.004

摘要（490）

PDF（pc）（6057KB）（138）

2015年，日本政府将认知症政策提升为国家战略，制定“认知症政策推进综合战略”（新橙色计划），并于2017年进一步完善该计划。地方自治体根据新橙色计划，因地制宜构建认知症社区综合照护体系，为认知症老人综合提供医疗、护理、预防护理及生活支援服务，使其在自己熟悉的社区安度晚年。为了维护认知症患者的权益，日本政府建立成年监护人制度，积极培养市民监护人，保障认知症老人安心接受医疗和照护。认知症家属自发组织“认知症家属会”，民间组织在政府支持下开设各种“认知症咖啡屋”，促进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属间的交流，缓解照护负担，形成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属、政府、民间组织、医疗护理机构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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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本对老年认知症的国家战略性探索

陈祥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2): 41-5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2.005

摘要（404）

PDF（pc）（9087KB）（56）

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对人类健康形成巨大威胁的认知症问题，已经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日本政府于2019年6月18日审议通过了《认知症施策推进大纲》，该大纲确立了基于全体认知症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想法，推进五个战略的支柱性政策，至此，认知症问题正式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一种“行动计划”。日本在老年认知症问题方面的探索与国家战略意识的提升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其将老年认知症问题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加以重视的原因，以及该战略的形成过程和具体指向，都值得中国学界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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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本推进积极老龄化城市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郭佩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2): 52-5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2.006

摘要（572）

PDF（pc）（6560KB）（220）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发展是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老龄化和城市化并行发展的挑战下，一方面，城市治理需要提前规划配套适合老年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增多需要更加完善的养老和医疗服务以及综合性的社会支持。日本在治理老龄化城市过程中不仅从理念上进行了积极老龄化的应对，而且从社区“健康守门人”“终生学习与社会参与”以及“在地安老”老年友好城市的推进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实现积极老龄化城市建设的经验得失，对于完善中国城市养老体系建设，推进现代化城市治理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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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本对外文化输出战略探析 ——多元实施主体与国家建构路径

张梅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2): 60-7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2.007

摘要（531）

PDF（pc）（10453KB）（78）

“酷日本”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被建构起来的。日本这个国家通过“酷日本”战略相关的国家政策性文件、经贸活动、对外宣讲活动、媒体表述等各种文化实践中被不断想象、发明、质疑和改变。以“酷日本”为代表的日本对外文化输出战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日本政府各部门诠释和定义、民间人士参与、外国从业者深耕、媒体的外宣保障等多方积极配合、相得益彰的系统性工程。其实施路径、机制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文化走出去策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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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何理解日本刑事诉讼“诉因”及其关联概念

李崇涛1,2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2): 73-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2.008

摘要（475）

PDF（pc）（5580KB）（159）

日本“诉因”制度兼具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刑事审判对象的理论和做法。中国对“诉因”的概念众说纷纭，且不易于让人深刻、直观理解“诉因”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在其重要关联概念“公诉事实”的问题上，中国文献不仅用语混乱，还使用了“案件事实”“犯罪事实”“犯罪构成事实”“诉因事实”等未能厘清的提法，进一步增加了领悟“诉因”理论的难度。立足汉语法律语境，在构建上述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对“诉因”可理解为“起诉‘某人做了某事涉嫌犯某罪’时，为了区别于他人、他事、他罪，而在起诉书中必须载明的定罪意见及其事实根据”。为避免用词混乱，将来对大陆法系国家确定刑事审判对象的做法可统称为“公诉事实同一制度（模式）”，对日本探讨刑事审判对象的旧派学说统称为“公诉事实同一对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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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论安倍内阁中东派兵的决策、突破与目标

徐万胜,梁宝卫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1

摘要（226）

PDF（pc）（4910KB）（107）

在美伊两国关系对立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下，220年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部队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情报收集。此次中东派兵，其决策过程完全是在安倍首相主导下完成的，且基于中东平衡外交的立场而决定日本“独自派兵”。它既体现了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延续性，又在法律依据、日美同盟、政策路径等领域取得了新突破。通过中东派兵，安倍内阁试图实现多重战略目标，派兵本身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具体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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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本地方议会改革视阙下的议会基本条例研究

靳成1,2，周敏2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10-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2

摘要（392）

PDF（pc）（5416KB）（76）

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日本地方议会一直面临权力有限、效能不彰、民众观感不佳等问题。地方分权改革为地方议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则进一步倒逼议会进行自我革新。议会基本条例是由地方议会制定，对议会基本事务进行规范的地方立法。议会基本条例既是议会改革的重要成果，又为改革擎画出蓝图，提供了法律保障。地方议会依据议会基本条例，不断推动议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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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本工业化短缺因素的制度替代——以财阀形成中的商法因素为中心

平力群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20-2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3

摘要（393）

PDF（pc）（4775KB）（60）

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通过有利于技术引进的制度创新，启动了日本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为工业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其中就包括明治政府通过移植西方法制度编纂日本商法典。在家族主义思想影响下，明治立法者对西方公司法制度进行了有利于富商家族（“财阀家族”）维持家族财产总有制的适应性翻译。财阀利用商法规定的合名公司、合资公司与股份公司组织形态实现了向康采恩组织结构的演化，满足了财阀对家族财产总有与隔离风险的要求。商法为财阀家族加强对家业的控制提供了法律工具与保障。在商法的引导、保护与支持下，财阀的形成及其巨大化弥补了作为后发国家日本启动工业化的两大短缺因素——资本原始积累与产业系统性的不足。日本财阀组织可以被认为是对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短缺因素的制度替代。尽管财阀制度降低了日本工业化的成本，但也不能忽略财阀制度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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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本智慧农业的发展及启示

苏杭,马晓蕾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29-3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4

摘要（681）

PDF（pc）（4464KB）（378）

智慧农业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新方向。面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困境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压力，日本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以摆脱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约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焕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活力。为此，日本政府确立了智慧农业的五大发展目标。在发展实践中，日本智慧农业的实践主要表现在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物联网的应用等几方面。政府大力扶持和产学研合作是日本智慧农业发展的突出特点和成功经验，此外，日本智慧农业的发展还以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目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智慧农业的发展对正在推动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的中国农业具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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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原借款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身份再考

孙志鹏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37-4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5

摘要（1150）

PDF（pc）（5376KB）（96）

在近代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二十一条”是日本“北守南进”侵华图谋的重要实践。大隈内阁的武力侵华失败之后，寺内内阁转换策略，以西原借款为中心极力推行经济侵华，网罗了大量“二十一条”都不曾获得的新利权，在此过程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与有力焉。五四前后，反日派指证曹、陆、章“卖国”的证据既有符合事实者，亦有以讹传讹者，而曹、陆、章自辩“无回扣”“收回山东利权”之言辞，既经不住事实的检验，亦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故而，西原借款既是坐实曹、陆、章“卖国贼”身份的主要证据，也是上承“二十一条”、下启五四运动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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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熊淑娥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47-5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6

摘要（729）

PDF（pc）（3722KB）（56）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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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朱子学“格物致知”立场对于《善的研究》之启发

耿子洁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54-6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7

摘要（433）

PDF（pc）（4387KB）（148）

西田哲学如何继承宋学传统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格物致知”论是朱子建立自身理学体系的出发点，《善的研究》则确立了贯穿西田几多郎思想不同阶段的超越心物对峙框架的主客合一实在论立场。朱子学与阳明学皆以天道、人道合一为根本前提，但修学的入手处却分别在于“格物”与“致良知”两端。西田几多郎晚年日益重视现实历史世界的“物”的思想，这在《善的研究》阶段已初现端倪。虽然持主客合一的立场，但西田几多郎一直试图克服《善的研究》被误读为心理主义或意识主义的倾向，在认识论上强调抛弃自我的主观臆断而与事物的本性相一致。因此，至少就实在论而言，《善的研究》确立的纯粹经验立场更接近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论。西田几多郎晚年面对质询亦援引朱熹的“格物”解释支撑自己对于现实历史世界的逻辑建构，保证其思想的客观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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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

贾思京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62-6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8

摘要（626）

PDF（pc）（4381KB）（157）

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在大正初期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鼓吹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日莲主义国体论围绕天皇、日本两个主题，形成了扶持天皇绝对权威、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这一体系在满足了近代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在昭和时期被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对外侵略思想的罪恶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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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的探索与实践

韩若冰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3): 70-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9

摘要（402）

PDF（pc）（6492KB）（93）

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是在美国迪士尼角色商品化模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由大众传媒发展、角色版权授权、角色商品系列开发等所带来的动漫产业链条的拉长，以及丰厚的利润回报，为日本动漫从业者以及动漫企业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发展也进一步明确了以授权为主的市场交易机制，并以丰富多样的商业实践，奠定了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基础。同时，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发展也与当时社会需要相呼应，并为首要目标群体——儿童消费者广泛接受，这也为日本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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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冠冲击”与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

张季风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4): 1-1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1

摘要（543）

PDF（pc）（8051KB）（159）

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2013年以后出现了低水平的长期景气，但201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行阶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日本经济沉重打击，可谓雪上加霜。日本观光旅游业、航空运输、酒店、餐饮业以及会展等行业遭受直接打击；因全球经济萎缩和产业链阻断导致日本外需减少、国内生产停滞。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日本国内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目前依然处于极为严峻的局面。而且以美国为中心的疫情蔓延势头依然很强，根本看不到尽头，世界经济预期不断下挫，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前景不容乐观。2020年日本经济将萎缩5%左右，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恐怕要到2022年以后。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超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财政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劳动力短缺日益成为制约因素，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无望，日本经济慢性衰退的命运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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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疫情背景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

裴桂芬,王欣颖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4): 15-2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2

摘要（291）

PDF（pc）（5020KB）（119）

伴随WTO多边贸易机制陷入停顿，区域性经贸协定进展迅速，世界范围内CPTPP、日欧EPA、USMCA已经生效，疫情之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步入快车道，RCEP进入收官阶段，中日韩3国还承诺在RCEP之后加速中日韩FTA谈判。而新冠疫情的暴发催生了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疫情防治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却给既定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蒙上了阴影，疫情后日本经济政策的转向将极大增加年内签署RCEP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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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胡澎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4): 24-3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3

摘要（595）

PDF（pc）（6285KB）（180）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自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似乎已很难回到从前，那么，日本社会又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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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从新社会风险的生成及演变看日本“新冠离婚”

王瓒玮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4): 34-4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4

摘要（404）

PDF（pc）（5153KB）（140）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与蔓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多国出现“新冠离婚”现象。为缓解家庭压力，日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治理。论其根源，“新冠离婚”是日本向“去工业化”社会移行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社会风险的暴露。在这一过程中，少子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女性地位得以提高，这带动了家庭转型，家庭形态及“家”之意象都发生了改变。但受传统劳动和家庭观念影响，性别差异下的“工作-生活”状态仍显失衡。后疫情时代，新社会风险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将加剧加深。为规避风险，日本短期内的实际离婚率应不会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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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本近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初建

王煜焜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4): 43-5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5

摘要（298）

PDF（pc）（6840KB）（75）

明治十年代始，霍乱数度横行日本。内务省调整卫生行政，初建颇有成效，但疫情处理缓慢，警察介入协助处理。形成路径依赖后，内务省出现懒政思维，不愿探索更有预防性的措施。地方的防疫制度尽管逐渐完善，但因事权、财权不匹配，故效果不佳。东京所推出的卫生警察模式渐次渗透到地方上。卫生行政部门随时依据疫情发展和部门运作情况调整措施。在长与专斋的努力下，地方的卫生工会同警察、防疫基建工程协同运作，构成完备的防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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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本“无缘死”现象的根本问题研究

李书琴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4): 54-6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6

摘要（397）

PDF（pc）（5663KB）（198）

2010年，日本“无缘死”纪录片播出以后，日本学界将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指向了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单身和独居人口不断增多，这似乎印证了日本的传统共同体解体一说。然而，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发现，日本社会的主要单身群体并不是由离婚造成，而是由未婚导致。如果婚姻关系的成立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再生，那么未婚就并不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解体，而意味着家庭共同体没有再生。除了血缘以外，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日本传统共同体也因为“无缘死”现象而暴露其面临的问题，但是否能称为解体则需要重新商榷。通过对日本官方数据的重新整理和分析发现，日本的“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而在于共同体再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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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佐藤内阁后期的对华政策调整

杨宇翔，程亚运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4): 64-7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7

摘要（350）

PDF（pc）（5566KB）（151）

随着冲绳问题的基本解决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佐藤荣作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某些积极外交行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意欲实现中日复交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佐藤内阁既无法脱离美国的束缚，又拒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导致其对华政策调整最终失败，这也宣告了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的总破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趋势下，佐藤内閣的失败令日本各界对中国的复交原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政策调整客观上缓和了中日间的紧张局面，使双边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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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从“天命”到“民本”

张晓明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4): 74-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8

摘要（524）

PDF（pc）（3900KB）（202）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方兴未艾，但以山鹿素行为首的古学派却已经展开了对朱子学的批判，主张回归原始儒学的思想。一般意义而言，儒学主要是指孔孟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但山鹿素行古学所提倡的是回归到周公、孔子的思想。基于对山鹿素行古学与孟子思想间关联的探讨以及对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山鹿积德堂文库”所藏平户山鹿家的清本资料、岩波书店版《山鹿素行全集》（全十五卷）、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会版《四书句读大全》的整理，可知孟子思想是山鹿素行古学的重要构成。特别是从“天命”到“民本”的论述，不仅体现了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间的关联，还反映了日本江户时代儒学逐渐日本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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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冠疫情下的日本外交及其特点与影响

周永生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5): 1-1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5.001

摘要（520）

PDF（pc）（9187KB）（55）

新冠疫情大规模暴发以后，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处理有很大不同，表现出对中国极大的关心与同情，并大力对中国的抗疫工作进行支援。2020年上半年疫情期间，中美矛盾加剧，安倍政府在诸多方面同美国保持距离。在针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上，安倍政府也有和美国政府判断相接近或一致的地方。安倍政府把振兴日本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举办奥运会拉动经济上，因此，安倍政府在初期采取了力保奥运会，尽量掩饰疫情危害的严重性，长期表示要正常召开奥运会的政策态度，并努力推动正常举办的外交。“钻石公主”号旅客船员大规模感染，和日本政府值得商榷的处置政策有关，“钻石公主”号旅客船员感染的惨剧已经成为一段历史，留下的教训却较为深刻。在新冠疫情期间，安倍政府十分重视对美国外交的开展，频繁展开日美电话外交，同时也重视对欧盟国家的外交，对韩国和俄罗斯的外交等。疫情之下，日本充分发挥了花小钱儿、办大事的外交诀窍，实行特定药物援助，日本外交对于美国、地区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大，也极大地提升和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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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冠疫情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管窥

胡令远，李超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5): 17-2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5.002

摘要（756）

PDF（pc）（5040KB）（106）

新冠疫情给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等带来重大冲击。同时，由于本次疫情的严重性和全球性特征，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充满了变数。日本应对疫情的方式，体现了高度自律的社会性与国民性特征，其效果则毁誉参半。疫情也给中日关系带来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疫情初期的守望相助对近年一直低迷的两国国民感情的改善助益良多，疫情也使中日两国在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意愿增强，疫情中特别是疫情后如何调整和强化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的共识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疫情而消弭，在疫情中依然作为消极因素时而显现。而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则为后疫情时期的中日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总体而言，近年中日关系改善的趋势并未因本次疫情而改变基本方向，但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化疫情为契机，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对中日两国来说，都需要基于人类历史歧路关头的思考，以及高度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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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关系与日本的选择

廉德瑰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5): 25-3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5.003

摘要（264）

PDF（pc）（4848KB）（101）

文章从东西方关系的视角，对后疫情时期中美关系背景下日本的外交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后疫情时期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东西方对立关系的特点。西方一向对东方有强烈的优越感，甚至经常表现为敌视态度，但是，在此次疫情中，西方表现不尽人意，西方核心国家美国更是治理无效，在疫情期间，国家出现混乱。美国为了转移国内危机，开始污名化中国，导致中美关系日趋恶化。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日本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要求日本选边站队，中日关系面临考验。日本面临的选择，实质是在东西方之间进行的选择，意味着日本外交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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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和中日关系的影响

吴怀中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5): 33-4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5.004

摘要（1235）

PDF（pc）（6158KB）（184）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对国际政治形势造成重要冲击，并进而对中日关系产生复杂影响。疫情对世界格局及全球化具有正负作用，使全球霸权国即美国遭到较大负面冲击，激发大国关系复杂化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总体上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较为明显。疫情下，中日关系获得短期利好因素：首先，共同 “抗疫”与应急合作曾部分改善中日相互认知与国民感情；其次，促进中日加强合作，以重振遭受疫情重创的经济；再次，中日对国际形势的某些共识与相互理解增多。但同时，此次疫情给中日之间各层级交流带来干扰，严重打乱两国关系回暖升温节奏，并且疫情下的日本战略异动带动中日关系摩擦显现、“变调”受挫：首先是日本经济安全政策调整对两国经贸关系造成影响；其次是日本安全防卫政策更新有碍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构建。鉴此，中日应通过抗疫合作契机，改善相互认知，推动全球治理与区域协作，深化经济融合，坚守共识，守正前行，续写中日新时代关系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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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1世纪10年代日本军事战略的嬗变态势及动因分析

陈友骏，于娣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5): 43-55.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5.005

摘要（551）

PDF（pc）（7148KB）（76）

2010年以来，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已进行3次修订，其内容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突出强调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防卫理念升级为“多维度综合防卫”；在延续“一体两翼”思路的基础上，战略布局兼顾陆海空传统空间和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愈发重视强化自卫队的能力等。一方面，这是为了实现其“政治大国”战略，并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另一方面，美国所施加的压力和全球安全环境的变化也迫使日本做出调整。在《防卫计划大纲》的指导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迎合美国战略以“借船出海”、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加强“2+2”合作机制、推动修宪进程以及同他国频繁进行军事活动等。因此，在肯定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的随机应变性的同时，也应当警惕日本频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背后的真实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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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日本在野党智库建设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以民主党智库建设为例

张伯玉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5): 56-7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5.006

摘要（357）

PDF（pc）（9277KB）（62）

1998年民主党成为第一在野党后，从提高政策制定能力和储备民主党政府政策的视角出发，智库被该党视为“向政权担当型政党进化”可利用的工具。1999年3月发表的“智库网络构想”成为该党智库建设的基本指针，“智库的网络化即创建智库网络”成为该党智库建设的基本方向。民主党要通过智库网络创建自己的政策体系、信息收集体系以及市民政策参与体系。经过“智库网络21研究所”和“智库网络中心21”的探索与实践，2005年建立冠以民主党智库之名的“公共政策平台”。文章旨在以民主党智库对民主党上台执政发挥的作用为研究视角，总结民主党智库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政党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典型案例。建设智库是意欲问鼎政权、政策资源不足的民主党的正确选择；政党智库必须坚持其为党派利益服务的政治性；除政策支持外，智库还发挥了补充民主党权力资源不足的作用；资金和人才同样是制约政党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政党智库的发展更容易被政党领袖的政治理念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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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印太视阈下日本的南海政策

朱清秀

日本问题研究 2020, 34 (5): 71-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5.007

摘要（347）

PDF（pc）（5688KB）（110）

近年来，在“印太构想”的指引下，日本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已经逐步升级，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战略举动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牵制中国，谋求“印太海洋秩序”主导权的具体体现。日本的南海政策正成为日本“印太构想”的关键组成部分，成为日本推动大国外交，强化与美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日本强势介入南海争端不仅干扰中国和东盟各国信赖关系的建立，还会加大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为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增添新的障碍。后疫情时代日本将进一步介入南海争端，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加快，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也会提速。并且，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正显露出一个不好的迹象，即日本将南海争端与东海问题并列为中日间需要解决的矛盾，日本对南海争端的定位将加剧中日战略互疑，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建立制造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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