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趋势下,发达经济体争先抢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权,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规则性权力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场域。日本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相对优势国家之一,出于实现“全面正常化”、重塑区域数字经贸规则、抢占大国数字博弈先机的历史、经济与政治三重动因,在数字时代下积极反应,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创设阶段不懈谋求规则性权力的提升。日本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服务国内电子商务产业的宏观国家战略、积极参与包含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与主导推动多边电子商务谈判,以及对新兴经济体展开积极数字贸易合作与援助等方式,借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与合作框架推广日本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数字全球化的前30年里掌握了一定规则性权力。然而,随着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日本要提升其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规则性权力仍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实力、数字经济发展能力与盟伴数字贸易合作关系三方面因素的限制。

日本自民党是日本长期执政党。“五五体制”终结后,该党面临着包括选举竞争、党内治理、执政理政、党间合作在内的多方面挑战。面对日本政治环境剧变,自民党既具备大党守成优势,也存在力有未逮之时。一方面,政党竞争机制的改变对自民党提出更高要求,“流动选民”增加导致选举结果更添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内政外交的复杂局面凸显出自民党综合治理能力的局限性,内阁稳定性经受考验。

与大陆国家逐渐君主专制化的历史进程不同,中古日本长期处于交换物归属不清晰的阶段,使阶层内部、阶层之间主从依存度增强,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朝廷主导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所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使具有高度一致“志向同一性”的武士阶层逐渐放弃朝廷主导的交换体系,积极营造自身主导的交换圈,其外在政治表现即武士主导的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在陆奥征伐后初步成为社会主导形态,此举阻塞了中下层武士与朝廷之间的交换途径,使朝廷失去了新兴武士阶层的支持,进而在与幕府的对峙中逐渐处于下风,承久之乱即力证。

中国专门研究日本的刊物最早出现于民国初期,后逐渐呈现勃兴之态势。其中,1930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日本研究》,堪称首份定期发行的专门研究日本的中国杂志。对该刊的创刊契机、办刊过程、内容特色、停刊原因等因素进行综合性梳理,一方面能够再现日本研究刊物得以诞生的历史背景,审视当时国内日本研究的整体特征及学术水平,管窥日本研究刊物的时代局限与发展困境;另一方面,还可以反观民国期刊《日本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人格主义”是以健全、独立的个性追求为宗旨的日本近代文化思潮,适用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艺学等不同领域。夏目漱石是“人格主义”的探索者、奠基者与建构者。“人格主义”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理论与文明理论中,也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后期三部曲”中。与日本“白桦派”文学中理想主义的人格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夏目漱石描写的是反面的人格,即自私、阴暗、褊狭、过敏、分裂、变态、猥琐、虚伪、怯懦等不健全的人格。夏目漱石将此作为描写和剖析的对象,旨在反映明治“文明开化”、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时代背景下,普通日本人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不适、病态、挣扎与扭曲。然而,在赤裸裸的病态人格描写中,却暗含着“人格主义”的正面追求与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通过病态人格的表现可以擢升国民性的批判与疗救。从“人格主义”的角度研究夏目漱石文学,既可以突破纯文学研究的局限,也可以体现夏目漱石文学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价值。

涩泽荣一被誉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其不遗余力倡导的“经济道德同一说”深受世人瞩目。从微观实证视角考察涩泽荣一的家族观,有助于全方位理解和认知涩泽荣一推动近代日本走上经济近代化道路转型的多重面向。作为明治时代引领经济发展潮流的领袖人物,涩泽荣一如何处理家庭、家族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族层面审视和观察日本近代化社会走向的重要缩影之一。涩泽荣一处理有关与“涩泽本家”另立门户、废立家族继承人、制定家法家训和设立同族会等,旨在推动日本家族制度与国家进步协同并进的“家国同构”发展模式。同时,其也在废黜家族继承人等问题上,陷入难以有效应对家族伦理、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之间复杂情感的尴尬境地。涩泽荣一家族是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家族之一,其家族观反映了在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家族制度面对“西力东渐”的近代化潮流冲击所发生的嬗变与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