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万胜,梁宝卫

2020, 34(3): 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1

摘要 ( 268 )

PDF (4910KB)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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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伊两国关系对立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下，220年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部队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情报收集。此次中东派兵，其决策过程完全是在安倍首相主导下完成的，且基于中东平衡外交的立场而决定日本“独自派兵”。它既体现了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延续性，又在法律依据、日美同盟、政策路径等领域取得了新突破。通过中东派兵，安倍内阁试图实现多重战略目标，派兵本身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具体实效。

日本地方议会改革视阙下的议会基本条例研究

靳成1,2，周敏2

2020, 34(3): 10-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2

摘要 ( 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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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日本地方议会一直面临权力有限、效能不彰、民众观感不佳等问题。地方分权改革为地方议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则进一步倒逼议会进行自我革新。议会基本条例是由地方议会制定，对议会基本事务进行规范的地方立法。议会基本条例既是议会改革的重要成果，又为改革擎画出蓝图，提供了法律保障。地方议会依据议会基本条例，不断推动议会改革。

日本工业化短缺因素的制度替代——以财阀形成中的商法因素为中心

平力群

2020, 34(3): 20-2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3

摘要 ( 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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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通过有利于技术引进的制度创新，启动了日本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为工业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其中就包括明治政府通过移植西方法制度编纂日本商法典。在家族主义思想影响下，明治立法者对西方公司法制度进行了有利于富商家族（“财阀家族”）维持家族财产总有制的适应性翻译。财阀利用商法规定的合名公司、合资公司与股份公司组织形态实现了向康采恩组织结构的演化，满足了财阀对家族财产总有与隔离风险的要求。商法为财阀家族加强对家业的控制提供了法律工具与保障。在商法的引导、保护与支持下，财阀的形成及其巨大化弥补了作为后发国家日本启动工业化的两大短缺因素——资本原始积累与产业系统性的不足。日本财阀组织可以被认为是对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短缺因素的制度替代。尽管财阀制度降低了日本工业化的成本，但也不能忽略财阀制度的社会成本。

日本智慧农业的发展及启示

苏杭,马晓蕾

2020, 34(3): 29-3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4

摘要 ( 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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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新方向。面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困境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压力，日本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以摆脱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约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焕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活力。为此，日本政府确立了智慧农业的五大发展目标。在发展实践中，日本智慧农业的实践主要表现在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物联网的应用等几方面。政府大力扶持和产学研合作是日本智慧农业发展的突出特点和成功经验，此外，日本智慧农业的发展还以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目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智慧农业的发展对正在推动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的中国农业具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西原借款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身份再考

孙志鹏

2020, 34(3): 37-4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5

摘要 ( 13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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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二十一条”是日本“北守南进”侵华图谋的重要实践。大隈内阁的武力侵华失败之后，寺内内阁转换策略，以西原借款为中心极力推行经济侵华，网罗了大量“二十一条”都不曾获得的新利权，在此过程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与有力焉。五四前后，反日派指证曹、陆、章“卖国”的证据既有符合事实者，亦有以讹传讹者，而曹、陆、章自辩“无回扣”“收回山东利权”之言辞，既经不住事实的检验，亦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故而，西原借款既是坐实曹、陆、章“卖国贼”身份的主要证据，也是上承“二十一条”、下启五四运动的关键环节。

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熊淑娥

2020, 34(3): 47-5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6

摘要 ( 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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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朱子学“格物致知”立场对于《善的研究》之启发

耿子洁

2020, 34(3): 54-6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7

摘要 ( 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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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哲学如何继承宋学传统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格物致知”论是朱子建立自身理学体系的出发点，《善的研究》则确立了贯穿西田几多郎思想不同阶段的超越心物对峙框架的主客合一实在论立场。朱子学与阳明学皆以天道、人道合一为根本前提，但修学的入手处却分别在于“格物”与“致良知”两端。西田几多郎晚年日益重视现实历史世界的“物”的思想，这在《善的研究》阶段已初现端倪。虽然持主客合一的立场，但西田几多郎一直试图克服《善的研究》被误读为心理主义或意识主义的倾向，在认识论上强调抛弃自我的主观臆断而与事物的本性相一致。因此，至少就实在论而言，《善的研究》确立的纯粹经验立场更接近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论。西田几多郎晚年面对质询亦援引朱熹的“格物”解释支撑自己对于现实历史世界的逻辑建构，保证其思想的客观真实性。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

贾思京

2020, 34(3): 62-6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8

摘要 ( 7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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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在大正初期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鼓吹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日莲主义国体论围绕天皇、日本两个主题，形成了扶持天皇绝对权威、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这一体系在满足了近代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在昭和时期被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对外侵略思想的罪恶基石。

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的探索与实践

韩若冰

2020, 34(3): 70-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3.009

摘要 ( 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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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是在美国迪士尼角色商品化模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由大众传媒发展、角色版权授权、角色商品系列开发等所带来的动漫产业链条的拉长，以及丰厚的利润回报，为日本动漫从业者以及动漫企业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发展也进一步明确了以授权为主的市场交易机制，并以丰富多样的商业实践，奠定了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基础。同时，日本战后动漫角色商品化发展也与当时社会需要相呼应，并为首要目标群体——儿童消费者广泛接受，这也为日本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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