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风

2020, 34(4): 1-1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1

摘要 ( 612 )

PDF (8051KB) ( 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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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2013年以后出现了低水平的长期景气，但201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行阶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日本经济沉重打击，可谓雪上加霜。日本观光旅游业、航空运输、酒店、餐饮业以及会展等行业遭受直接打击；因全球经济萎缩和产业链阻断导致日本外需减少、国内生产停滞。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日本国内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目前依然处于极为严峻的局面。而且以美国为中心的疫情蔓延势头依然很强，根本看不到尽头，世界经济预期不断下挫，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前景不容乐观。2020年日本经济将萎缩5%左右，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恐怕要到2022年以后。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超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财政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劳动力短缺日益成为制约因素，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无望，日本经济慢性衰退的命运难以改变。

疫情背景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

裴桂芬,王欣颖

2020, 34(4): 15-2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2

摘要 ( 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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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WTO多边贸易机制陷入停顿，区域性经贸协定进展迅速，世界范围内CPTPP、日欧EPA、USMCA已经生效，疫情之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步入快车道，RCEP进入收官阶段，中日韩3国还承诺在RCEP之后加速中日韩FTA谈判。而新冠疫情的暴发催生了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疫情防治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却给既定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蒙上了阴影，疫情后日本经济政策的转向将极大增加年内签署RCEP的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胡澎

2020, 34(4): 24-3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3

摘要 ( 6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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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自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似乎已很难回到从前，那么，日本社会又将何去何从?

从新社会风险的生成及演变看日本“新冠离婚”

王瓒玮

2020, 34(4): 34-4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4

摘要 ( 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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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与蔓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多国出现“新冠离婚”现象。为缓解家庭压力，日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治理。论其根源，“新冠离婚”是日本向“去工业化”社会移行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社会风险的暴露。在这一过程中，少子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女性地位得以提高，这带动了家庭转型，家庭形态及“家”之意象都发生了改变。但受传统劳动和家庭观念影响，性别差异下的“工作-生活”状态仍显失衡。后疫情时代，新社会风险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将加剧加深。为规避风险，日本短期内的实际离婚率应不会明显升高。

日本近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初建

王煜焜

2020, 34(4): 43-5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5

摘要 ( 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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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年代始，霍乱数度横行日本。内务省调整卫生行政，初建颇有成效，但疫情处理缓慢，警察介入协助处理。形成路径依赖后，内务省出现懒政思维，不愿探索更有预防性的措施。地方的防疫制度尽管逐渐完善，但因事权、财权不匹配，故效果不佳。东京所推出的卫生警察模式渐次渗透到地方上。卫生行政部门随时依据疫情发展和部门运作情况调整措施。在长与专斋的努力下，地方的卫生工会同警察、防疫基建工程协同运作，构成完备的防疫体系。

日本“无缘死”现象的根本问题研究

李书琴

2020, 34(4): 54-6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6

摘要 ( 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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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日本“无缘死”纪录片播出以后，日本学界将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指向了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单身和独居人口不断增多，这似乎印证了日本的传统共同体解体一说。然而，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发现，日本社会的主要单身群体并不是由离婚造成，而是由未婚导致。如果婚姻关系的成立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再生，那么未婚就并不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解体，而意味着家庭共同体没有再生。除了血缘以外，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日本传统共同体也因为“无缘死”现象而暴露其面临的问题，但是否能称为解体则需要重新商榷。通过对日本官方数据的重新整理和分析发现，日本的“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而在于共同体再生的困境。

佐藤内阁后期的对华政策调整

杨宇翔，程亚运

2020, 34(4): 64-7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7

摘要 ( 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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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冲绳问题的基本解决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佐藤荣作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某些积极外交行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意欲实现中日复交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佐藤内阁既无法脱离美国的束缚，又拒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导致其对华政策调整最终失败，这也宣告了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的总破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趋势下，佐藤内閣的失败令日本各界对中国的复交原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政策调整客观上缓和了中日间的紧张局面，使双边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从“天命”到“民本”

张晓明

2020, 34(4): 74-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8

摘要 ( 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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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方兴未艾，但以山鹿素行为首的古学派却已经展开了对朱子学的批判，主张回归原始儒学的思想。一般意义而言，儒学主要是指孔孟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但山鹿素行古学所提倡的是回归到周公、孔子的思想。基于对山鹿素行古学与孟子思想间关联的探讨以及对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山鹿积德堂文库”所藏平户山鹿家的清本资料、岩波书店版《山鹿素行全集》（全十五卷）、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会版《四书句读大全》的整理，可知孟子思想是山鹿素行古学的重要构成。特别是从“天命”到“民本”的论述，不仅体现了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间的关联，还反映了日本江户时代儒学逐渐日本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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