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香兰, 马子涵

2023, 37(3): 1-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3.001

摘要 (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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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减少及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使日本面临严重的人口安全问题。日本人口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为日本人口减少及少子老龄化趋势严重、生产年龄人口及劳动力严重短缺、人口过疏地区及限界村落急剧增加。日本人口安全问题已对日本国家财政及国民生活带来沉重负担,国内政局受“银发民主主义”影响趋于保守,自卫队兵员及国防安全受到影响,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削弱。日本正在通过“老龄社会对策”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增加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增强人口综合素质,保障日本人口安全。同时,还力求通过采取一系列综合举措,如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构建地域综合照护体系等措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地域共生社会,缓解人口安全问题及其对未来走势的影响。

性别视角下日本女性贫困考察:群体构成、产生原因与应对策略

李征

2023, 37(3): 9-2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3.002

摘要 ( 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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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30年间,日本女性贫困呈恶化趋势,年轻单身女性、单亲女性(单身妈妈)及单身老年女性构成女性主要贫困群体,前者贫困率超过30%,后两者均超过50%,远高于日本平均水平。女性贫困原因在于传统性别分工依然根深蒂固,职场制度性压迫与性别不平等心理仍然较强。因就业环境不友好,贫困女性在职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多从事薪金少、待遇低的非正式雇佣工作。30年来,日本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功能弱化,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单身社会”的到来实际上加剧了女性贫困。日本政府为解决女性贫困推出了一系列如男女平权、促进职场女性活跃、育儿扶持等政策措施,不过从效果看乏善可陈。

日本认知症养老居住福利政策的发展经验及启示

王吉彤

2023, 37(3): 22-3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3.003

摘要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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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率先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认知症专业护理居住服务模式,构建可持续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以日本官方开放数据资料为基础,通过梳理其认知症养老居住福利政策的发展历程,探讨不同时期认知症护理的建设重点。借鉴日本经验、结合中国现状,提出增设认知症专业护理服务、发展社区嵌入型护理机构、建立健全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搭建社区综合一体化医养融合服务模式等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有利于构建中国专业化、高效率、可持续、综合一体化的认知症专业护理居住支援体系,实现认知症老人有服务、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日本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表现、原因、挑战及走向

庞中鹏

2023, 37(3): 35-4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3.004

摘要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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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本近年来不失时机强化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外交。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着重聚焦于推动解决该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海洋合作、能源合作、难民救助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问题。在继续巩固深化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国家关系的同时,日本近年来也逐步拓展对突尼斯、利比亚与叙利亚等影响力较小国家的外交。日本不断加强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可以从谋求地缘战略利益与彰显全球影响力等多方面来分析与解读。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今后将会面临着一些挑战与问题。

高技能人才培养与日本HRM系统耦合

江春华,韩冰

2023, 37(3): 47-5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3.005

摘要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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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与HRM(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耦合。“心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与HRM系统下所产生的工作激励形成耦合关系。从SHRM(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运营”战略和“集团力学”的组织特性,以及HRM系统间的耦合,存在着外在和内在的整合性,从而培养了大批生产现场的高技能人才。HRM系统的耦合,出现了“蓝领阶层白领化”现象。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的新时代,论证日本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理论与HRM的实践经验,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文本与解释:明治宪法研究刍议

张东

2023, 37(3): 60-7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3.006

摘要 (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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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本解释来说,文本自身、文本的效果及影响等共同构成解释者的认识对象,解释者难以完全知晓文本的原意。宪法文本同样如此,尤其如明治宪法条文简单,解释时有必要借助条文外因素。明治维新后,一君万民成为日本施政的思想认知基础(根本性政治基础),天皇亲政与“公议”原则被导入明治宪法并逐渐制度化。明治宪法采取天皇主权下的职能性分权,议会参与立法却非立法权主体,预算的非法律性也限制了议会的预算权,但宪法第六十七条为政府与议会的妥协提供了可能。在宪法运行中,元老、内阁统一,统帅权独立等政治惯例补足了宪法条文与实际政治间的乖离,促使宪法解释和政治实态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明治宪法,不能囿于文本,还应考察其产生的语境、政治家行动、法律法规、宪法解释及社会舆论等要素。

日本防疫立法中的行政权限问题

李文明

2023, 37(3): 71-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3.007

摘要 (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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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日本曾作出废除“大行政权”的《传染病法》,实施“小行政权”的《感染症法》的防疫体系转变。这一转变虽避免了《传染病法》及其所确立的防疫行政体系在某些已能有效控制的传染病上“过度防疫”的弊端,但也使日本的防疫行政在应对特殊重大疫情时出现应急权限不足的问题。之后,日本通过制定《新型流感等特别措施法》授予行政机构一定的防疫特别措施权限。但权限的行使范围受到了严格限制。2020年,日本又通过特别立法扩大了《新型流感等特别措施法》的适用范围,这不仅使行政机构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获得一定的特别措施权,也为今后应对其它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树立了立法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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