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生，王杉

2023, 37(4): 1-15.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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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安倍晋三的接班人，菅义伟在国会施政演说当中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石，也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国际社会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日本将与总统当选人拜登就进一步加强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团结奋斗；日美两国关系将继续在双边、国际、地区、人权领域进行政治关系的合作。菅义伟和拜登的执政理念和风格存在重要差别，但这并不会导致日美两国关系和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和冲突，而恰恰容易形成两国关系和政策新的互补——由过去安倍政府在国际大格局和大政策上诱导特朗普政府，转为拜登政府领导日本等盟国，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各种国际机构和国际体系，维护美国的价值观理念和国家利益，而日本菅义伟政府紧随其后，追随美国，实现本国利益。

东北亚安全与发展环境的再塑造 ——以人类安全共同体为视角葛建华

葛建华

2023, 37(4): 16-2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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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需要处理几对关系即聚焦安全与发展的“可持续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合作安全观”、树立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的“辩证安全观”、提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观”。但目前东北亚的安全形势存在着四个短板，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对称性——安全短板与经济长板的失衡；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的错位；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综合安全的缺乏；东北亚安全意识的竞争性——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对立。为此，针对短板，以合作安全为引领解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平衡性、以共同安全为核心解决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以持续安全为动力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不稳定的土壤，以综合安全为保障综合施策协调推动东北亚的安全治理。通过打造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塑造有利于东北亚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安全环境。

日本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措施及效果评析

金仁淑

2023, 37(4): 29-4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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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两次石油危机、滞胀及国内经济低迷，日本实施了以出口拉动经济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引发了日美之间激烈的贸易摩擦。在内外压力下，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重建“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制定了推进“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且也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等。但由于日本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改革滞后、宏观调控政策屡次失误、国际竞争力下降，因此，至今未能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显然，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悖论”对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日本非财阀股份公司“分红第一主义”及其战后遗

平力群

2023, 37(4): 41-5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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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演化过程中对制度的选择会受到基于历史经验形成的集体认知的影响。非财阀股份公司是日本对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初实践。依赖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非财阀股份公司，不论是大股东兼职董事控制还是大股东专职董事经营者控制，都表现出了“分红第一主义”的特征。“分红第一主义”导致的过度分红的短期行为，严重危害了企业的发展。舆论将“分红第一主义”这一短期行为归因于大股东控制，结果在日本社会形成对股东控制的负面印象。二战后，基于“大股东控制不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集体记忆，在日本社会形成了通过构建非市场治理机制弱化股东权力正当性的共识。非财阀股份公司公司治理实践的历史遗产，成为影响日本公司治理演化的重要因素。

日本茶道精神建构特点解析

张建立

2023, 37(4): 52-6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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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是在对中国茶道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综合性生活文化。中国不仅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茶道文化的发祥地。日本囿于位居文化下游的物质和精神缺憾，在其茶道文化规范和精神建构过程中，秉持着“混淆和汉边际”的方针，对中国茶道理念等进行了扬弃。20世纪以来，日本茶人又抱着一种强烈的本自具足的心态，发掘日本茶道中所具有的“民主”“平等”“自由”理念，刻意强化了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同一性。日本茶道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日本茶道精神与时俱进的建构，既体现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些规律性特点，也凸显了日本国民性的一些典型特征。

中日两国隐逸传统的比较

曹永洁

2023, 37(4): 62-7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6

摘要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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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古来都有久远的隐逸传统，日本的隐逸虽然也深受中国影响，但无论在隐逸的主体和规模、隐逸的类型、隐逸的思想及动机上都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隐士皆为士人，为士而不仕谓之“隐”，可分为退以待时的儒家之隐和全真保身的道家之隐，具有本土的隐逸思想体系。日本隐者经历了由皇族、贵族到武士乃至平民的下移过程，皈依佛门即为“隐”，多为感世无常而寄身风雅者，其隐逸思想源于中国道家思想和佛教，与本国文化融合后，异化为日本独特的隐逸传统。在这些差异的背后，是中日两国古代在政治制度、社会构造、思想传统、心理结构等方面的显著不同。

节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 ——基于长崎宫日节的海外民族志考察

方云，田兆元

2023, 37(4): 71-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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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非遗保护合作的框架下，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亟待拓展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外节日民族志是将节日遗产放置于国际语境中，对多元文化节日空间的交流、互动并建构认同的观照。对日本长崎宫日节的研究，可从节日海外民族志的视角切入，对日本本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过程进行深描，通过对宫日节核心仪式、组织实践以及不断衍新的庆典活动深入剖析，可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区域社群之间文化交互融合的演变特征，凸显节日遗产建构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功能与效用。长崎宫日节保护实践中形成了新型社群结构关系、高效的运营机制、经济振兴与文化再生产以及多向度的文化认同建构路径，值得总结其成功经验与模式，从而为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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