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林生

2023, 37(2): 1-1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1

摘要 ( 324 )

PDF (7034KB)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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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的爆发，对长期处于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日本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日本政府不仅谴责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还与欧美等国联合援助乌克兰，并阶段性地强化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日本的外交举措在双边层面上直接导致日俄关系显著恶化，促使日乌关系迅速提升，亦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在多边层面上则推进了日本与G7国家的协作，加强了日本与北约的联系，也导致日本加大了推进印太战略的力度。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推进了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步伐。日本政府破例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头盔等非杀伤性军事装备，首相岸田文雄也破例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首次访问战争地区的最高首脑。

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尹晓亮, 李添翼

2023, 37(2): 14-2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2

摘要 ( 319 )

PDF (5674KB)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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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认识”是制定和实施能源政策的前置条件，能源政策是“能源安全认识”的观念产物。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形式上呈现出从“单一能源安全观”到“综合能源安全观”的结构转变，在内涵上呈现出“煤炭安全观”—“石油安全观”—“3E安全观”—“3E+S安全观”的演进逻辑。“煤炭安全观”与“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的安全观，在政策设计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深化了能源安全的认识内涵，即：在原来“单一能源安全观”基础上，嵌入了“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然而，311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的爆发，暴露出日本以协调“稳定供给”“经济效率”“环境保护”为中心的“3E安全观”的缺陷。对此，日本在“3E安全观”的基础上又追加了能源安全性，即：将安全性与稳定性、效率性、环保性进行平衡统一的“3E+S安全观”。俄乌冲突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如：从“防守型”应对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推行“脱俄”与“脱碳”并存目标等。

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冲击、对策与困境

何骋

2023, 37(2): 23-37.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3

摘要 ( 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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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贸易及投资渠道，将冲击迅速传导至日本。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遭受冲击。宏观层面，日本实际GDP再现衰退，物价高企、居民消费需求低迷，经常项目收支由顺转逆。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面临生存危机。为应对冲击，日本采取了相对积极的经济对策。然而，这些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却呈现出种种自相矛盾之处，暴露出日本经济内部的结构困境。当前，日本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加速推进经济安全保障。但日本经济的真正问题并非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而是根植于日本经济内部。经济安全保障一旦转向产业保护主义，不仅无法保障基本的经济安全，反而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危机。

言行一致还是言行背离：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逻辑

张嘉钰

2023, 37(2): 38-4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4

摘要 ( 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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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以日本研究为中心

唐永亮, 王振涛

2023, 37(2): 49-6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5

摘要 ( 257 )

PDF (6061KB)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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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过半个世纪，其间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中日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两国政治关系在波动中前行，而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文化交流成为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以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过程、特征及作用，或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邹圣婴

2023, 37(2): 61-6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6

摘要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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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战时期开始，随着非洲殖民地的相继独立，日本便开始关注非洲大陆上出现的年轻国家。对于日本来说，非洲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这里不仅蕴含大量天然资源，还拥有人口庞大的市场，而且拉拢非洲国家更有助于日本推行其联合国外交。与中日、美日、日欧相关问题研究相比，尽管国内学界对日非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中非合作愈发密切以及非洲大陆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研究日非关系、日本对非战略及政策以及日本在非洲的动态，不仅可以充实对日本未来走向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研究日本援助非洲的案例，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的选举政治实践

张艳茹

2023, 37(2): 70-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7

摘要 ( 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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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及民间对选举政治展开了较活跃的理论探讨。随着理论探讨的逐步深入，在政治思想领域，“选举”一词的内涵逐渐从明治初年的官员选拔、举荐转变为专指议会的议员选举。与理论探讨相伴行，在频繁的制度调整中，日本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也试行了一些选举举措及选举制度调查。中央政府的议政官上下局、公议所、集议院、左院、元老院等，均具议政机构性质，且它们间有一定承袭关系。从其成员遴选及所进行的制度调查来看，具有扩大参政人群、选拔议政人才的目的，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的保守的选举政治实践。同期伴随地方制度改革，特别是受自由民权运动推动，政府在地方层面进行了比较开放的选举政治实践。各类地方民会的议员选举实践，为后来开设国会时的选举制度设计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议政人才。在这些早期选举政治探讨及实践中，既能看到西方政治观念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杂糅与碰撞，又能看到官方和民间各种不同政治思潮、政治诉求、政治探索的交织与纠葛，显现了明治初期的复杂政治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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