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鹏

2022, 36(2): 1-1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1

摘要 ( 168 )

PDF (3691KB)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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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期间是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非常“显著”的时期。安倍在第二次首相任内,经常出访中东,特别是重点加强与中东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的能源合作关系。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主要涵盖了石油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领域。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是各种因素合力推动下进行的。日本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首要目标是要绝对维系与确保日本中东能源进口安全,以为日本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提供绝对支撑与保障,同时适时乘机扩展和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能够发挥出的独特外交影响力。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面临着不少挑战与问题。未来日本能源消费结构还是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油气等化石能源,所以,未来日本客观上无法避免地还要继续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而是否能够有效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将是检验日本能源安全战略与日本整体外交智慧的“观察窗口”。

日本人工智能的战略演进和发展愿景及其启示

邓美薇

2022, 36(2): 11-2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2

摘要 ( 458 )

PDF (3533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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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处于新一轮发展“热潮”,诸多国家将人工智能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国家竞赛”愈加激烈。发展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从战略制定与实施路径2个层次梳理了日本人工智能战略的演进历程,并探讨了日本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军事层面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近年来,日本加速进行人工智能战略布局,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中国应吸取其有益经验,继续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及细化发展目标、推进官产学合作、加速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设等。

中国人对日本民宿业投资的现状、问题及投资策略

李根忠^1,2,王翠娥²

2022, 36(2): 22-2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3

摘要 ( 158 )

PDF (2662KB)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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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日本民宿业投资受到了中国投资者的青睐,也是当前旅游转型升级的引领业态,为日本经济振兴和中国人对外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受日本民宿新法出台、新冠疫情常态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对日本民宿投资过程中出现了投资成本增加、资金断链及“文化屏障”等问题。为此,投资者可以通过保险功能规避不确定性风险,以创新构建多元化投资模式,通过加大宣传破除“文化屏障”问题,并借助中国“消费大国”的市场地位,把握好对日进行民宿投资的机遇,不断形成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机制。

日本文化中对“侘”理念的认同及演变

张建立

2022, 36(2): 30-3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4

摘要 ( 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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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既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也是中日两国间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在汉语中,“侘傺”作为一个复合词使用,初见于《楚辞》,本意为“怅然住立”。“侘傺”传到日本后,在古文书中保留了汉语本意及复合词形态,但在《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文献中却被拆分缩减为一个“侘”字来使用,并逐渐被赋予了积极含义。自16世纪以来至今,“侘”一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美意识、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作为日本茶道精神理念而广为人知。

作为职业道德常识的日本工匠精神研究

普书贞,崔迎春

2022, 36(2): 37-45.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5

摘要 ( 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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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是优秀职业道德文化的集中体现。日本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诚实、敬业、精益、合作、友善、专注、模仿、创新,主要体现在匠人与事物相遇的修行以及与他者相遇的职业敬畏等方面。工匠精神被融入到日本人的骨髓中,并成为日本国民职业道德的基本常识。在中国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解析日本工匠精神对其国民职业道德素质养成的影响,对于加速培育和弘扬中国的工匠精神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西洋的“自我”与儒家的“道义”——夏目漱石小说中的个人主义思想

杨雯雯^1,2

2022, 36(2): 46-5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6

摘要 ( 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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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是生于明治前一年,与明治社会一同成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彼时日本被西方以武力敲开国门,明治维新后全面学习西方,进行文明开化,深受汉学与西学双重影响的漱石对眼前的社会巨变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在赴英留学期间形成了影响他一生的个人主义思想,文章以其文论《我的个人主义》以及夏目漱石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创作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为对象,从西洋的“自我”与儒家的“道义”之视角剖析和阐释了漱石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探讨了漱石用“道义”的思想对其小说中的个人主义话语进行的本土化重构。

1930年代留日学人与战时日本研究

褚静涛

2022, 36(2): 53-6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7

摘要 (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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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消国人的恐日症状,居住在上海的几位爱国人士,面对重压,编写了《战时日本》一书,对比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传播抗日必胜的信念。宋斐如自日本求学归来,根据大量统计资料,致力于分析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认为其从进口原材料至出口制成品都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面对凶恶的侵略者,潘昂千著《战时日本之外交》,指出日本疯狂侵略中国,在国际社会愈加孤立。随着全面抗战的升级,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传播持久抗战的想法。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中,他分析了日本人的性格,指出其性格上的内在矛盾,预示了其最终走向灭亡的结局。这些关于战时日本研究的书籍坚持抗日必胜论,鼓舞国人拿起武器,抵抗日本侵略,为国家独立与自由而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与前瞻: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研究评述

张维薇

2022, 36(2): 63-6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8

摘要 ( 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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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史料局限一直是研究过程中有待突破的瓶颈。《天之原》“伪实”之争,反映了学界对和歌创作时间与地点甄别意见的分歧;而在唐土婚恋与家口问题方面,中日学者之间亦一度掀起热议。学界对阿倍仲麻吕诗文的一致关注,体现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而在人物行迹与活动研究层面,亦同步呈现出延展与细化的特征倾向。就遣唐使个案与群体研究而言,涉及渤海、安南关系即古代“东亚区域”的史观层面及研究角度、点面等微观次元,尚存若干延展空间。

日本中世国家与寺社

马藤

2022, 36(2): 70-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9

摘要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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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世日本的特质,作为政治势力的院政、公家、幕府均无法单独代表统一政权,所以与其讨论权力内部结构,不如以国家性质的活动作为衡量标准,各方打破壁垒,联合实施政策时,中世日本才被作为整体的国家来看待。特别是在确立宗教秩序,对寺社进行约束、安抚乃至镇压的过程中,公武政权相互配合,体现了较强的中世国家观念。通过分析以上活动,我们得出保元至承久年间(1156—1221)以及弘长至观应年间(1263—1352)两个高涨期:第一期是以制定约束寺社的公武新制作为代表,第二期则以国家祈祷活动作为代表。在此期间寺社武装斗争贯穿始终,政权的联合应对作为重要的国家事务,武士的形成、诉讼制度、官制的完备均由此衍生。在内乱期寺社武装还主动参与政权争夺。总之,有关寺社的国家活动是考察中世日本是否具有国家概念的重要标准,上述两个国家活动的高涨期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日本作为中世国家的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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