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霞琴，陈登平

2023, 37(5): 1-1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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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内阁对防卫三文书的修订是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而拥有反击能力则是此次调整的核心。由于岸田文雄自身的政治基盘比较脆弱，内阁本身较为弱势，岸田不得不依靠自民党和美国的力量协助决策。在他的推动下，自民党在拥有反击能力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岸田内阁防卫政策的决策过程体现了明显的“政高党高”特征。自民党主导了围绕反击能力具体内容的讨论，并和防卫省合作，明确了反击能力所需的装备技术。然而，逐渐掌握话语权的自民党保守势力却在反击能力所需的预算及其财源问题上与岸田发生矛盾冲突，反而威胁到了首相的决策权。另一方面，美国因素同样在本次防卫政策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助推和加速作用，未来也可能持续影响日本反击能力的落实进程。

原敬内阁官制改革评析

文春美

2023, 37(5): 13-2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2

摘要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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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界把二战前的日本政党与官僚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对抗关系，但是在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却出现了代表藩阀官僚的桂太郎和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12年的“桂园体制”。“桂园体制”正是反映了政党与官僚之间不仅有对抗，也有协调合作的多重政治结构。文章运用《原敬日记》，通过分析政友会总裁原敬的官制改革构想及其具体实施过程来说明，正是原敬吸纳大批有行政经验的官僚加入政友会，并采取扩大敕任官的自由任用范围等官制改革措施，将政友会势力扩大到反政党的藩阀官僚内部，才出现了官僚加入政党参选众议员的“官僚政党化”加速现象。原敬通过延续“桂园时代”以来的“官僚政党化”策略，吸纳大批有行政经验的高等官加入政友会，为过渡到政党政治储备了行政人才。

日本家庭结构变动研究

王磊1，张卓然2

2023, 37(5): 22-3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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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结构通过直接作用于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来影响人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局。基于历次国势调查数据资料，全面描述了1960—2020年日本家庭结构变迁的总体状况及突出特点，系统分析了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对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日本家庭户总量持续扩大的同时，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是核心家庭稳定、直系家庭衰落与单人户崛起；核心家庭变动的总体特征是标准核心家庭萎缩、夫妻核心家庭扩张与缺损核心家庭微增。研究认为：日本家庭结构变动的多元驱动力主要包括少子老龄化、经济发展停滞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家”制度崩溃与家庭关系平等化、单身风潮与女性思想解放等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诱因；日本家庭结构变迁对其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行业协会对“核污水排海”的认知评析

冯宁默,游力亮

2023, 37(5): 32-3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4

摘要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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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行业协会对“核污水排海”的认知，对把握日本政府强行启动“核污水排海”所面临的国内社会舆论具有现实意义，对研判“核污水排海”造成的政治经济影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选取9家日本主流行业协会作为分析样本，对其发布的9份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研究显示，日本行业协会对“核污水排海”的认知以理性反对为主，而经济利益、尊重科学与反映民众普遍意见是其认知的主要动因。这些理性反对认知的传播可能会加深日本民众对“核污水排海”的疑虑，甚至诱发民众进行持续性抗议。固执支持认知虽然与日本政府与美国的核污水排海“无害论”遥相呼应，但难以安抚日本民众。

日本政府投资干预对“满铁”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杨于森

2023, 37(5): 40-5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5

摘要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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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特许公司，“满铁”被视为研究日本官僚主义与企业互动关系的典型案例。日本政府与“满铁”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但既往研究鲜有从企业史角度剖析日本政府在不同时期对“满铁”进行干预的差异化特征及其对“满铁”经营造成的经济影响。事实上，“满铁”内部投资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情况可以视作日本政府在不同时期对“满铁”经营进行干预的新证据。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检验，说明以“满铁”铁路内部投资增长为标志的日本国家干预直接刺激了“满铁”的盈利能力。这充分凸显“满铁”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经济殖民工具的历史属性。

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日本影响及其文化超越

郝雨1，郝丛丛2

2023, 37(5): 54-6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6

摘要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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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年来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资料，考察梳理了鲁迅从赴日求学，弃医从文，到“国民性”思想的产生，这一期间内所受到的种种影响，分析鲁迅提出的“国民性”与日本“国民性”的差别。根据史料可以得知鲁迅深深受到当时在日本国内的关于“国民性”研究的影响。而且，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从源头上看，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留日期间的日本文化氛围的浸染。至于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更是启发了鲁迅的“国民性”概念的确立。鲁迅通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将包括国民性在内的新概念、新思想注入自己的作品，其国民性概念实际上是对芳贺矢一“国民性”的反用，也因此达到了对于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超越。也就是说鲁迅对于“国民性”概念的使用，完全不是在芳贺矢一的原意上照搬，却恰恰是反其意而用之。由芳贺矢一的对其日本国民性的赞美，而根据当时中国实际的国民精神状况，对于我们民族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今天，重新审视鲁迅当年所极力批判的“国民性”的来龙去脉，并以此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发掘和探讨。

日据时期“国家神道”在台湾的嬗变及消亡原因

倪霞

2023, 37(5): 64-7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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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塑造以天皇为国家统治顶点的天皇制国家，人为创造了政教合一式的“国家神道”。日据时期，日本为实现对台湾的同化，在宗教信仰层面上推行“国家神道”，先后采取了渐进式侵蚀和强制推广两种策略，对台湾人民的宗教信仰进行干涉、扭曲，企图彻底摧毁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然而“国家神道”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创造的政治工具，其侵略性引起了台湾大部分民众的反抗，最为重要的是两岸在文化和信仰上难以动摇的深厚渊源与联系，使得“国家神道”根本无法立足于台湾社会。文章以文化传播为视角，分析日据时期“国家神道”在台湾的嬗变及消亡轨迹，揭示出其在台湾无法实现本土化的根本原因。

后藤朝太郎与近代日本造园学

周堂波，黎斯羽

2023, 37(5): 72-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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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朝太郎向来以其在汉学、文字学方面的成就而为学界所熟知，但其在近代日本造园学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却一直被世人所忽视。文章结合近代日本造园学发展的社会背景，根据一手史料，通过分析后藤朝太郎在日本庭园协会与东京高等造园学校创立中担任的角色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肯定其在近代日本造园学发展中专注中国园林研究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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