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立

2019, 33(4): 1-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1

摘要 ( 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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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化都有其或显或潜的人际交往规则。显规则强调的是理性和正式规则，潜规则强调的是情感、关系性和非正式规则。潜规则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规则，实质也是一种交换规则。社会交换行为既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发生于代表个人的各色集团之间。国家是相对较大的人类集团。国家与国家间的所谓外交行为，其实也是人类交换行为之一。人际交往行为所遵循的潜规则，也会很自然地影响到集团乃至国家间的交往。对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而言，文化潜规则对各个国家对外交往行为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日本政府对待“河野谈话”出尔反尔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

日本贵族的演变及对国民性的影响

李卓，王方

2019, 33(4): 9-1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2

摘要 ( 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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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贵族不是后世史家赋予前人的历史概念，而是从古代一直延绵存在到战败的特定的社会阶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贵族居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即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幕府时代的武家贵族、近代身份制度重组后形成的新贵族——华族。不同时期的贵族在规模、结构、功能上各有不同。贵族传统的存在对日本国民性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身份至上，注重传承，带来国民的双重性格。在日本，贵族不是后世史家赋予前人的历史概念，而是从古代一直延绵存在到战败的特定的社会阶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贵族居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即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幕府时代的武家贵族、近代身份制度重组后形成的新贵族——华族。不同时期的贵族在规模、结构、功能上各有不同。贵族传统的存在对日本国民性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身份至上，注重传承，带来国民的双重性格。

日本国民性与“海上帝国”建设关系刍议

陈秀武

2019, 33(4): 19-2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3

摘要 ( 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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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1905—1945年日本“海上帝国”的建设活动，分析日本国民性所起的“作用”，是对明治维新进行反思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明治维新至日本战败的近80年间，“布国威于四方”“日本人优秀论”“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以及“樱花与武士关系论”等观念深入人心，内化为日本人的日用伦理，成为近代日本国家走向的助推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国民性带来了日本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力，也最终在打造“海上帝国”的路途上，将日本国家带入了深渊。冷静分析日本国民性，对思考当下中日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

“文明开化”政策与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特点

李姝蓓1，2

2019, 33(4): 29-35.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4

摘要 ( 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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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行为体，由显性的“组织体”与隐性的“文明体”交织构成。“文明开化”作为日本明治维新三大政策之一，配套“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国家“组织体”建设，成为近代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的重要内容，自上而下改变了日本民众的观念意识，对于明治日本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对于明治维新及其“文明开化”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学领域，在其基础上引入心理文化学理论工具聚焦“文明开化”政策，可发现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三大特点，即强调“神国”“皇国”优位的绝对性；重视国家间的序列性；建构封建军事资本主义国家的迷幻性。

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浅析 ——以近年来的三部热播日本影视剧为例

刘冰

2019, 33(4): 36-4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5

摘要 ( 1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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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晚婚族甚至不婚族，婚外情也愈演愈烈。此外，职场女性日益增多，而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的矛盾又进一步导致女性的晚婚及不婚趋势。这些现象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传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女性因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增强而导致的婚姻观念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初始集团“家庭”功能的需求日益集中于满足高层次的情感性需求的现状。近年来，三部最具人气的日本影视剧《不结婚》《昼颜》《花芯》，较代表性地反映了当代日本女性婚姻观的现状。

日本新年号“令和”及其政治考量

冯晶1，2

2019, 33(4): 45-5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6

摘要 ( 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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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明仁天皇宣布退位以来，日本的新年号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日本政府宣布年号为“令和”，平息了各种猜测，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按照日本官方解释，“令和”源自日本典籍《万叶集》，词义为“美好而和谐”，但是，围绕其出典、释义却出现了诸多阐释与争议。这些议论一方面折射出日本民族在文化、社会意识方面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人们思考今天的日本在年号选择过程中的政治考量，以及相关层面的思索与焦虑，进而反观平成时代遗留的问题，将对日本国家未来走向产生何种影响。

回眸日本平成30年财政改革之路

徐一睿

2019, 33(4): 52-6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7

摘要 ( 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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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30年间，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税收低迷，社会保障支出迅速膨胀。财政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寅吃卯粮”现象。赤字国债的发行数额剧增，国债占比急剧上升，债务危机凸显。由于日本国内储蓄剩余丰厚，债务的外债依存比率较低，发行的国债基本上可在国内全部消化。虽然日本不会立刻出现类似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但这种“寅吃卯粮”的现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文章回顾平成30年间日本的政府财政状况发生的变化，并对此间日本政府曾经尝试过的几次重大财政改革加以探讨，最后从财政的角度展望“令和”。

日本法人税改革与经济效应分析

李晓乐1，张季风2

2019, 33(4): 61-7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8

摘要 ( 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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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急于摆脱通缩泥潭、重塑强势的日本经济目标以及美国特朗普政权下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全球示范效应影响，日本安倍内阁掀起新一轮以降低法人税率和调整扩大税基为主要内容的法人税改革。文章在对二战后日本法人税改革的历程作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当前安倍内阁法人税改革的政策取向与经济效应，并力求结合日本长期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对税改的预期效果做出客观分析与评价，最后立足中国国情，对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战后日本构建地区经济秩序的挫败

文阡箫

2019, 33(4): 73-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9

摘要 ( 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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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后迅速崛起，实现了经济复兴并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岸信介内阁成立后，提出“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旨在以东南亚的资源、日本的技术与美国的资金形成“三位一体”模式，建立起日本主导的地区互补型经济秩序。在推进这一构想的进程中，岸信介将日本的身份定位成“亚洲盟主”，以经济合作与战后赔偿为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同时以反共与援助东南亚的名义，游说美国充当“高级合伙人”，即日美共建亚洲开发基金。但这一构想因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和美国的不信任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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