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德瑰

2024, 38(2): 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4.02.001

摘要 ( 182 )

PDF (4713KB)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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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治在1955年之后主要是由保守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该党的派系分成保守右派和保守自由派,两派交替掌握自民党的主导权,也代表了日本保守政治的现状。最初该党主要派系保守自由派宏池会及经世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该党右派清和会的兴起,保守右派取代保守自由派获得主导权。清和会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倾向,是因为该派得到日本右翼组织的支持,所以清和会的兴衰与右翼组织影响力的兴衰密不可分。清和会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实现了日本历史上最长时间内阁,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2021年,自民党内保守自由派宏池会的代表岸田文雄组阁执政,标志着保守自由派重新掌握日本保守政治的主导权,日本政治进入后安倍时代。后安倍时代,岸田内阁由于受到发端于清和会的“黑金政治”和教会干政问题影响,支持率持续走低,保守自由派受到牵连,自民党派阀政治受到批评,日本政治也陷入困境。

日本对印度科技外交的发展与演变研究

廖欢

2024, 38(2): 10-2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4.02.002

摘要 ( 84 )

PDF (7045KB)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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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关系急剧升温,这种热度也体现在科技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印两国就通过签订《日印科技合作协定》奠定了科技外交的基础,此后又随着外交关系的升级逐渐拓展了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信息与通信技术、数字、科技创业等时下热门科技领域都是两国合作的重点。从两国的国家利益来看,日本和印度在资源与人口结构、资金技术与市场、产业与软硬件等方面都有较强的互补性,推动两国的科技外交朝向良性发展;从国际大环境来看,美国正在拉拢盟友组建科技联盟封锁中国,第三国难免面临选边站队的困境,日本与印度一个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一个希望靠加入自由民主价值观阵营攫取利益,都或多或少参与了美国的封锁战略。在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可预见日本与印度的科技外交关系将继续发展,并在两国外交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例。

“积极和平主义”再认识:从对外政策到国家战略

杨佳腾

2024, 38(2): 25-3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4.02.003

摘要 ( 81 )

PDF (4966KB)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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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以国际协调主义为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并将其写入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22年12月,日本公布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积极和平主义”仍然被置于重要地位。现有研究成果大多认为“积极和平主义”是安倍二次政权期间的对外政策,并未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在梳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提出脉络和概念界定之上,从国家利益、战略目标、政策路径三方面探讨了“积极和平主义”为何实现了从对外政策到国家战略的转变,并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体系刺激、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三个因素分析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的生成逻辑。

从“以食育人”到“以食立国”:日本《食育推进基本计划》解读

谭建川

2024, 38(2): 35-4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4.02.004

摘要 (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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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世界上食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自2005年颁布《食育基本法》之后,每隔5年制定并实施《食育推进基本计划》,不断推动食育体系全面发展,成为深刻影响日本国民生活习惯、道德观念、行为举止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国策。到目前为止,《食育推进基本计划》已制定实施4期,每期计划的总体目标和重点工作均有不同。总体而言,前两期更强调加深国民对食育的重视程度,普及基本饮食常识,为“以食育人”奠定基础,第三期更重视食育对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作用,希望实现“以食立国”,第四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食育。《食育推进基本计划》具有重视法律保障、实施目标管理、强调课程体系建设、调动各类社会资源等特点,对中国发展食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也面临着影响因素复杂、部分目标值无法按时达标等现实挑战,体现出食育体系构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女性社会参与:政策推展、成效评估及动因分析

马丽华

2024, 38(2): 44-5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4.02.005

摘要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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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日本通过颁布《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相关政策和法律,逐步打破了长期以来“良妻贤母主义”的垄断地位,加大了日本女性社会参与政策改革的力度,推动了建设“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进程。其中,政策领域女性人权的彰显、经济领域政策目标的调适、文化领域男女共同参与的推进以及社会教育领域女性机构的建立,是推动日本女性社会参与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的主要动因。日本女性社会参与政策的实施成效和动因中折射出的“男女共同参与”观念、教育中嵌入的“性别认同”、政策中体现的“性别主流化”以及女性理论研究等,对推进日本女性社会参与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参与政策的未来发展取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疫情冲击下日本公共交通行业境况及应对措施研究

向思桐,魏然

2024, 38(2): 55-6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4.02.006

摘要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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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日本公共交通行业运营商及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公共交通行业运量骤减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交通运营商跨行业合作和开发新服务,政府通过发放补贴、制定法律及政策支持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双管齐下落地了多项措施。这些措施帮助日本公共交通行业渡过了艰难的疫情时期,并为疫情结束后的盈利多元化作了良好的铺垫。在此过程中,日本相关部门长期以来所做的数据统计与调查工作,以及公共交通运营商和政府部门迅速敏捷落实多项应对措施的做法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日本蚕丝业近代化历史演进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杜小军,李润泽

2024, 38(2): 67-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4.02.007

摘要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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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日本曾大量进口生丝,造成白银资本大量外流。故此,德川幕府曾对蚕丝业出台保护鼓励政策。这可以说是后来蚕丝业近代化进程中政府保护扶植角色的预演。幕末,世界生丝市场出现的商机使日本蚕丝产品出口一度激增,但同时也出现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国际信誉大幅降低等问题。为解决相关问题,并推动日本蚕丝业实现近代化,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开办官营示范工厂,进行蚕种改良等试验,引进并推广新技术,倡导结社,扮演了示范、诱导蚕丝业走向近代化的“助产士”的角色。1880年,官营示范工厂民营化处理后,明治政府又在蚕丝业产业革命进程中扮演了监督、扶植的“保姆”角色,促成日本蚕丝业在世界市场确立了比较优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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