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

2021, 35(5): 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5.001

摘要 ( 1194 )

PDF (5721KB) ( 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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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过重等导致长时间疲劳状态,继而引发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的“过劳”以致危及生命的“过劳死”现象由来已久。日本是西方国家中“过劳死”现象高发的国家,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过劳死”事件频发,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性别分工模式、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日本企业根深蒂固的“加班文化”等是“过劳”产生的主要原因。为防范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和民间采取了多种对策,包括:充实和完善防范“过劳死”的相关法律,细化“过劳死”工伤赔偿认定标准,普及正确的劳动观,推进工作方式改革等,这一系列对策使得日本的“过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日本的“过劳”和“过劳死”对策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形成与中日交往的时效

李书琴

2021, 35(5): 10-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5.002

摘要 ( 372 )

PDF (6366KB) (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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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广泛形成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与中日交往密切相关。这种文化认同的内涵在于佛教文化以及日本文化的中国溯源,其形成机制则是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前提,以日本现代化发展成熟时期的文化消费方式的革新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条件,通过电视、电影这类新媒体传播途径,以中国佛教传入、融入日本并成为日本固有文化传统的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为基础,以对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新阐释为方式等不同机制的相互作用而促成的文化现象。从中日交往的时效来看,彼时的中日外交关系产生了即时性的效果,为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打开了局面,而中日古代文化交往的结果却早已历时性地为此做好了铺垫。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白如纯

2021, 35(5): 20-2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5.003

摘要 ( 534 )

PDF (4442KB)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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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宪法视域下天皇与日本国体的关系

李超

2021, 35(5): 27-37.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5.004

摘要 ( 7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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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国体在二战前后呈现的内涵迥然不同,但从天皇在宪法体制中的地位及作用均能够得以体现。二战前,日本国体作为法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确立的法理依据及内涵,集中体现为明治宪法有关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等神权地位相关条款。二战后,日本政府坚持所谓战后国体未改的阐释,将日本国体概念与战后宪法确立的象征天皇制绑定,使天皇的象征形象塑造直接关联所谓战后国体的内涵变迁。通过考察天皇在战前和战后两个宪法体制中的地位及作用,可知近代以来天皇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角色作用与日本国体的关系犹如一体两面,两者密不可分。

疫情冲击背景下日本产业链重构政策及影响

田正

2021, 35(5): 38-4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5.005

摘要 ( 480 )

PDF (5846KB) (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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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潮流减退,日本企业撤资现象日益引人关注,疫情冲击导致的产业链断裂,促使日本将维护产业链稳定上升到战略高度。促进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在东南亚地区实现生产多元化是日本产业链重构的两个重要方向,日本政府出台产业链重构政策,采用产业补助金措施,对日企调整产业链布局产生实际作用。短期内增强了日本医疗卫生器材、关键零部件供给,长期内加快日企产业链的多元化分散进程。当前对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影响较小,中日经贸关系经受住了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的双重挑战,日企并未出现大规模撤离的现象。

日本对亚洲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东道国特征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郑磊,祝宁,兰天

2021, 35(5): 49-6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5.006

摘要 ( 500 )

PDF (8068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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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部署中,亚洲国家(地区)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亚洲各国在经济环境、政治制度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影响着日本跨国公司制定和调整企业内部管理方案和对外投资战略决策。采用2007—2018年间对亚洲11个国家(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 242家日本企业的微观数据,利用logit模型和计数模型,从投资动机视角研究东道国特征和行业异质性对日本在亚洲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日本更偏好选择制度环境较好的亚洲国家(地区)投资,其中,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投资表现明显,而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较为缺乏。第二,从国别看,日本对中国和印度的投资更偏向寻求市场,对东盟五国的投资更侧重寻求效率,对“亚洲四小龙”的投资更关注制度环境。第三,从行业看,日本制造业OFDI更追求效率,采矿业OFDI突出寻求资源特征,服务业OFDI则对东道国市场规模更敏感。

新冠疫情下中日双边贸易的特点与趋势

李清如

2021, 35(5): 63-7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5.007

摘要 ( 6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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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日本对外贸易整体下滑,对大多数经贸伙伴的贸易额均有不同程度减少。但中日双边贸易额稳步回升,特别是日本对华出口逆势增长,日本对华进出口贸易额在其总进出口额中所占比重均有所上升。中日经贸关系呈现新的特点,两国经济供需两面联系更加紧密,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供应链彰显韧性。后疫情时代,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背景下,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也对区域供应链稳定与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对“跟踪纠缠”行为的处罚及启示

郑琳,晋涛

2021, 35(5): 72-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5.008

摘要 ( 1561 )

PDF (5673KB) (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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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跟踪纠缠处罚法》是基于1999年发生的凶杀案为契机制定的,自2000年制定《跟踪纠缠处罚法》以来,每当发生新类型的跟踪纠缠事件后,不得不予以修订。这部法律迄今为止分别于2013年、2016年、2021年共修订了三次。第一次修订将发送电子邮件行为纳入处罚对象中,第二次修订内容包括加强处罚SNS相关的跟踪纠缠行为,第三次修订添加了处罚在没有得到对方允许的情形下,通过定位设备获取位置信息以及未经对方允诺安装定位设备的行为。日本制定《跟踪纠缠处罚法》与三次修订的具体内容,以及从立法、官方和民间机构合作等形式解决跟踪纠缠问题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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