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明

2020, 34(1): 7-1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2

摘要 ( 292 )

PDF (7317KB) (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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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年来采取“主动进攻型”政策，积极推动农林水产品及食品的海外发展。为此，政府出台了包括“全球食品价值链战略”在内的多项相关政策，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组合型”支持政策体系。该战略具有强调官民并举的实施理念，基本战略与地区战略协同，政府间双边经济合作机制与民间投资的联动，产品、设备等硬件与技术、管理系统等软件的“捆绑”式出口等特征。

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 ——基于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邓美薇

2020, 34(1): 17-27.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3

摘要 ( 418 )

PDF (7214KB)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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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情况的基础上，利用2010年—2018年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探讨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负面影响；(2)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3)不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日本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方向不同。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增加负面冲击企业研发活动，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却激励企业研发投资。相较于日本，中国企业研发管理经验较少，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政府更应重视在运用政策手段平滑景气波动的同时，避免政策施行的大起大落，警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过快、过度提高，尽可能营造、引导产生良好的市场预期，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支持企业创新活动。

日本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及原因分析

袁薇,康书生

2020, 34(1): 28-3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4

摘要 ( 705 )

PDF (6689KB) (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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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央行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大肆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大胆采取负利率政策，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导社会公众预期。政策实施以来，通胀目标时限一再推迟，政策虽在短期内改善了经济形势，但又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及外国政策的干扰。究其原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企业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少子老龄化及财政货币政策相互掣肘等因素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

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

张艳茹

2020, 34(1): 39-45.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5

摘要 ( 397 )

PDF (5931KB)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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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史学界以国内某行政区或某历史区域为对象的地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战后初期，出于根除皇国史观等的影响及修正历史教育的需要，学界开始推动地域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的成立为相关研究者、研究机构间的协作提供了平台。战后初期的地方史研究对战前乡土史进行了批判，并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框架，侧重社会经济史研究。1970年前后，日本地域史研究得到飞速发展。各地的地方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地方史料的发掘、保存、公开活动取得巨大成果；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亦形成一定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地域史研究在目的、方法、视角上有诸多转变，逐渐摆脱附属于整体史的地位而走向自立。二战后日本地域史研究成果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资料收集和研究的片面性、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等。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政教关系

暴凤明

2020, 34(1): 46-55.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6

摘要 ( 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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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继承日莲正宗“立正安国”的政教合一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民主法治环境中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于1964年成立公明党。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四个时期：教团主导政教合一时期（1964—1969）、政教分离时期（1970—90年代初）、教团成为政党斗争工具时期（20世纪90年代）、政党保守化与教团集权化时期（2000年至今）。二者关系的变化说明从战后民主化到政治、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宗教势力依然对日本政坛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宗教政党必须以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宗教政党的政治主张往往与宗教理念发生冲突，形成对其母体教团的反噬效果。

日本平安时代大江氏家族的贡举参与探究

王方

2020, 34(1): 56-6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7

摘要 ( 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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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氏家族是日本平安时代名闻遐迩的文化世家，公元7-8世纪中国科举制的东传为大江氏家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大江氏家族自始祖大江音人以来，读书应举，十一世父子、兄弟连第，可谓是英才迭出。研究大江氏家族的贡举参与不仅有益于剖析大江氏家族贡举成功的原因，还能把握大江氏家族与日本贡举制特征的内在关联性，挖掘贡举制度无法根植在日本社会的泉源。

日本跨境群体的多语政策研究

王璐

2020, 34(1): 64-7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8

摘要 (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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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境群体而言，迁出国与迁入国的政策影响十分深刻。跨境行为发生前，迁出国的政策影响大于迁入国；跨境行为发生后，迁入国的政策影响大于迁出国。迁入国良好的政策拉力，有助于跨境群体跨境行为的实现。迁入国政策拉力越大，跨境群体跨境迁入行为动力越强。迁入国以跨境群体迁入行为能为本国创造国家红利为基本前提。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持续加剧，日本迫于人口压力，不断促使跨境群体迁入政策宽松化。跨境群体的迁入，为日本带来国家红利的同时，也造成潜在的社会问题危机。日本政府通过多语政策，缓解跨境群体的负面冲击，稳定整合、层级递进，减少跨境群体与本国群体间的相互排斥。

流体隐喻思维的日汉对比研究

韩涛

2020, 34(1): 73-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9

摘要 ( 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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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是人类认识、加工客观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通过隐喻的跨语言对比研究能揭示出不同语言理解事物时不同的思维方式。以日语「流れ/流れる」的用法为例，从“隐喻广度”和“隐喻深度”两个维度，研究、透视日语和汉语在名词概念化方式上的差异，会发现：虽然汉语也能够通过流体思维对“时间”等名词进行表征，但在日语里这种思维模式是一种基本认知模式，因此，日语对“政治”“故事”“比赛”“沉默”等抽象名词的理解均建基于流体隐喻思维。通过跨语言对比不难发现，借助流体隐喻思维对外部事物进行理解是日语的一大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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