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马文秀

2019, 33(6): 1-2.

摘要 ( 379 )

PDF (789KB)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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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垃圾战”到“多元协作” ——日本垃圾治理的路径与经验

胡澎

2019, 33(6): 3-1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6.001

摘要 ( 765 )

PDF (4606KB) (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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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日本在垃圾治理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垃圾公害问题曾一度非常严峻，日本各地爆发了多起被称为“垃圾战”的反对建设垃圾处理场的民众运动。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再生利用观念不断提升，日本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模式走向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资源再生的循环型社会。日本的垃圾治理靠的是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环保宣传和教育的持之以恒以及民众对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运动的广泛参与。进入21世纪，各级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市民等作为垃圾治理的主体，分工合作、相互支持的“多元协作”①模式，将日本的垃圾治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政府引导、市场激励、民众参与的垃圾治理多元主体的协作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的制度构建及启示

施锦芳1，李博文2

2019, 33(6): 12-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6.002

摘要 ( 780 )

PDF (4490KB)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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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建、翻修和拆除建筑产生建筑垃圾的回收再利用成为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以2002年开始实施的《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法》为标志，日本构建了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制度。该制度采取准入许可证制度、公共建筑绿色采购和建筑垃圾传票制度等具体措施，使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涉及的各相关主体形成闭环流程。这一制度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各类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均显著提高。随着中国垃圾分类回收制度的推进，未来中国在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领域，可借鉴日本专项立法、流程管理、动态考核、绿色采购等方面经验。

日本国民性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李圣杰，程一骄

2019, 33(6): 20-2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6.003

摘要 ( 603 )

PDF (4252KB)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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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城市生活产生了大量垃圾，对人民生存环境和健康带来了严重隐患。邻国日本通过普及垃圾分类处理机制，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在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上获得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市民参与在处理环节中起到关键作用。学习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对于解决中国当下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横向比较各国的先进经验，寻找共通点以供借鉴，是目前常见的研究思路，而对具体国家垃圾处理特色进行纵深分析，或可帮助探析同一政策在不同国家效果不同的原因。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文章拟从国民性的视角出发，分析日本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市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日本制定“塑料资源循环战略”的原因及影响

陈祥

2019, 33(6): 29-4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6.004

摘要 ( 572 )

PDF (6844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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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在20世纪人类工业发展和民生方面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塑料垃圾却日益危害人类健康和全球环境。日本作为世界上生产和排放塑料垃圾的大国，走过了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发展道路，经过长期探索塑料资源的循环利用，达到很高的塑料垃圾循环再利用率。然而，日本在塑料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也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2018年G7峰会上，日本采取消极态度，拒绝签署《海洋塑料宪章》，饱受各方批评。此后，日本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进建设循环型社会体系、现实环境外交、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政策等影响，转而在2019年制定《塑料资源循环战略》，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治理列为当年G20峰会的重要议题。日本在塑料垃圾循环利用的情况、政策转变原因以及制定的战略内容值得展开深入分析与探讨。

日本企业雇佣体系的适应性演进 ——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分析

李博

2019, 33(6): 42-5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6.005

摘要 ( 651 )

PDF (6071KB) (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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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企业雇佣体系的演进问题，以组织行为的微观视角分析，能够更充分地解释其演进动因与机制。日本传统的雇佣体系通过资源支持、长期激励、组织协调三种机制支持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企业雇佣体系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优势与劣势，并面临着新的机会与威胁。在此情况下，日本企业雇佣体系发生了多方面变革：雇佣形式多样化、招聘策略多元化、培训开发市场化、组织信息交流网络化、工作方式弹性化、激励基础业绩化、组织文化融合化等。这显示出其“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增强的演进趋势。新的雇佣体系又面临着怎样保持原有组织优势，以及如何与新内容耦合培育新优势的问题。

亚·埃·拉克斯曼官方使团赴日与早期俄日关系

邢媛媛1，2

2019, 33(6): 54-6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6.006

摘要 ( 579 )

PDF (6461KB) (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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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亚·埃·拉克斯曼使团访日是俄日关系史上的大事件。使团访日是俄国官方正式对日接触的开端，奠定了19世纪俄国对日政策的基调，对俄日关系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俄国派遣使团访日的外交行动，实际上是针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是“双头鹰”外交的向东实践。俄国使团出使的背景和肩负的双重使命注定其无功而返的结局，而日本“有法度的殷勤”接待体现出保障国土安全的国家战略与利益诉求。从世界文明角度看，俄国访日使团在丰富俄日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交往方面同样有着积极意义。

日本在天津沦陷区学校教育领域的文化侵略

王娟1，许婉萍2

2019, 33(6): 65-7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6.007

摘要 ( 617 )

PDF (4080KB)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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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天津沦陷区授意伪政权颁布一系列法令条例进行严密管控，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领域，蓄意破坏教育机构和设施，强制推行反动的儒学教育和日语教育，培植日语教学师资力量，强化反共和美化“中日睦邻友好”的教学内容，加强战需性质的军事教育、劳动教育和国情地理教育，推进战时留日教育等，以图在沦陷区彻底实现其殖民统治。与其他沦陷区相比，日本在天津学校教育领域的文化侵略政策与活动，除体现出强制性、复杂性和欺骗性的普遍特征以外，同时还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色彩，对天津沦陷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造成深重灾难，激起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和民族抗争意识。

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的有贺长雄理论探析

李超

2019, 33(6): 72-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9.06.008

摘要 ( 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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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贺长雄是明治时代第一批宪法学者，他率先撰文质疑权威学者穗积八束的绝对主义君权说理论，两人关于明治宪法阐释的一场笔战被视为“天皇机关说”首次论争。为此，有贺长雄作为早期理论贡献者本应具备资格纳入“天皇机关说”学派，但通过深入考察两人的观点分歧和制宪主张，却发现其理论还是更接近“天皇主权说”学派。而且，有贺长雄在华担任所谓宪法顾问期间，不仅在中国受到民权派的指责，还被日本学界“天皇机关说”代表学者副岛义一撰文批驳，由此表明其理论与“天皇机关说”学派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又难以归入“天皇主权说”理论阵营，因此，在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其理论堪称别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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