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万胜

2018, 32(3): 1-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1

摘要 ( 537 )

PDF (5783KB) ( 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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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行政改革与自民党支配体制的变迁密切关联。在自民党内部，行政改革的推进始终与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不仅政治家个人因表现不同而导致其权力地位的消长变化，乃至21世纪初期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进一步导致了各派阀势力的兴衰。从决策过程的视角看，行政改革持续推进了“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的机制化建设，但其决策效益的发挥则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行政改革对自民党社会支持基础的影响则是复杂的，面对日趋多元化的市民社会，自民党政权是难以通过行政改革来“固化”其社会支持基础的。

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

张伯玉

2018, 32(3): 10-2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2

摘要 ( 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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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行的两次大的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后来断断续续进行的仍处于其延长线上的制度改革，在促进日本政治体制转型与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自民党内以派阀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功能弱化，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的重要性增强，权力向以总裁为核心的执行部集中。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制度改革的两大制度性效应即内阁首相权力的扩大与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出现“首相支配”现象。“安倍一强”的出现，是自民党中央集权化趋于成熟的象征。强大的首相（总裁）权力仍然存在不能有效控制的空间——参议院。与众议院选举制度不同、议员任期不同以及宪法赋予它的法律权限等制度性安排，使参议院具有高度独立性，同时，自民党只要不能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联合便不可或缺。首相则有必要在参议院与联合公明党共同通过法案的参议院自民党合作。参议院成为自民党的“软肋”。

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

王鹏飞

2018, 32(3): 25-3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3

摘要 ( 621 )

PDF (6834KB) (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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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党成立迄今已逾63年，树老根深并且历久弥新，一直处于日本政治的核心地位。每逢执政危机之时均能随时代而动，进行政党转型。按照政党组织学划分，自民党的政党转型经历了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卡特尔型政党演进3个阶段。建党初期，自民党主动开展“党的近代化”运动改变精英型政党特质；冷战后鉴于社会党的衰弱，自民党适时放弃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向卡特尔型政党演进；小泉政治后，自民党历经政党转型的挫折，重新回归地方进行模式探索。

中日经贸关系的新动向及发展趋势

徐梅

2018, 32(3): 35-4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4

摘要 ( 562 )

PDF (5030KB)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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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政治风险增大、美国贸易保护趋势增强、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日本积极促进国内结构改革的形势下，改善中日外交及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突显。进入2017年春季，中日关系出现向好迹象。钓鱼岛事件后低迷数年的中日贸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融合作领域呈现企稳回暖态势，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积极变化。中日两国经贸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

中日金融合作：进程、障碍与前景

刘瑞

2018, 32(3): 44-5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5

摘要 ( 499 )

PDF (5362KB) (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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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相对于贸易、投资及产业合作，中日金融合作相对滞后，中日共同推动亚洲金融一体化进程以及中日之间双边金融合作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中日金融合作受阻，表现出以中日为代表的亚洲区域内共性缺陷以及两国间既存的阻碍因素，如依赖美元体制、合作平台制度性功能不充分以及缺乏政治互信等。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中日金融合作面临新机遇，两国在推进多边金融合作的同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强化中日金融合作机制，拓宽金融合作模式，实现合作共赢。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田正

2018, 32(3): 54-6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6

摘要 ( 591 )

PDF (6037KB) (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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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可划分为全面启动、合作深化、调整转型三个时期，具有以制造业为主、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等特点。通过国际经济学理论分析，运用回归与ARMA组合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认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主要作用有：促进中国产业升级转型、拉动中日贸易发展、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中国技术水平。中国应加强引导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提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质量，助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思想的变迁

陈秀武

2018, 32(3): 65-7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7

摘要 ( 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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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海洋思想在经历了由“强化对海洋资源属性的认知”向“对规范人们各种海洋活动制度认知”的变迁后，20世纪90年代再次发生了变迁。其思想变迁，以日本学者掀起的“海洋文明论”为发端，以日本政府智库举办的“海洋国家研讨班”活动及政策提案为依托，以国家制定的《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规划》为法律保障，最终上升为“新海洋立国战略”。这一过程，呈现出层级式递升的特点。与之相应，日本国家在发展方向的择取上，一度向以日美同盟为后盾的从属性或附属性“海上帝国”的道路迈进。

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陈伟

2018, 32(3): 73-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8

摘要 ( 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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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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