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锦芳1，隋霄2

2021, 35(1): 1-1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1

摘要 ( 431 )

PDF (5336KB) (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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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失，全球价值链受到巨大冲击，流通受阻、贸易萎缩、价值链一度濒临断裂，中日韩价值链也不例外。疫情下，中国、日本、韩国为实现价值链重组，从政策与导向、供给与需求、贸易与流通等方面实施了多项策略。中日韩三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完善其国内价值链，促进价值链技术革新，加深中日韩价值链的区域化程度，但也不可排除存在割裂原有价值链的风险。后疫情时代，中日韩三国应携手抗疫，深化合作，共同提升价值链抗压能力，快速推进价值链数字化建设，最终实现中日韩价值链重组并带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

日本对中南半岛四国官方发展援助的贸易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

魏景赋，徐雪颖

2021, 35(1): 11-2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2

摘要 ( 572 )

PDF (4339KB) ( 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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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971年—2014年间日本对中南半岛四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简称CLMV）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工具，实证分析了日本对四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双边贸易增长的联动关系，探讨了日本对中南半岛区域内相关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所产生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日本对CLMV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双边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对外援助的确具有积极的贸易促进效应。

日本护理机器人“产学官”协同创新实践模式 ——以PALRO护理机器人为例

乌力吉图，周威

2021, 35(1): 21-3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3

摘要 ( 409 )

PDF (5943KB)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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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护理人员匮乏的问题。为了应对“老龄化中国”，国家层面近年出台了相关政策，助推服务机器人在护理领域中的研发和应用。基于日本“产学官”协同创新理论，构建“产学官”协同创新模型，探讨日本富士软件生产的PALRO护理机器人的创新实践。研究结果显示：（1）在知识的创造方面：NEDO为智能模块的研发打造了一个开放式创新平台，通过“产学官”协同创新整合了分散在“产”“学”“官”各领域的相关创新资源。（2）在知识的共享和转移方面：NEDO首先选择具有基础性、通用性的智能模块作为共同研究对象；其次，确定和保障了各智能模块的功能及标准的制定；最后，致力于标准化智能模块的应用和推广。（3）在基于知识的创业方面：将PALRO机器人打造成科研、商用、家庭机器人三个系列以及新产品Palmi机器人的开发是富士软件在移动功能模块和交流功能模块技术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主要创业形式。以此为基础，可以从“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共享和转移”“基于知识的创业”三个维度，对中国护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试析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

庞中鹏

2021, 35(1): 32-4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4

摘要 (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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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高度重视与中东的关系，经常出访中东地区。频繁地访问中东，说明了日本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日本与中东关系的密切和深厚。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关注中东和平问题解决、政治与安全保障问题、能源合作、地区与全球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日本深化与中东关系的动因有：确保能源安全、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彰显日本大国影响力、展示文化教育等软实力、奉行平衡外交、居间调停等。鉴于日本自身与地区和国际形势等多种复杂因素，今后继续深化与中东的关系，日本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挑战。

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张梅

2021, 35(1): 42-5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5

摘要 ( 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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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的变动、突发的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等因素促使日本的中国形象正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更多地把中国放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语境中来认知中国，比起双边，更多是在多边框架内来感知中国。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形成了“崛起的强国”“国际秩序改写者”、疫情下“坚韧”而“强硬”的中国、带有不确定性的美国“假想敌”等多层次中国形象。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未必是客观的，是基于在国际秩序转型期对自身认同的建构，那就是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国和中美之间的“非等距离”协调者。应该对日加强沟通宣介工作，充分调动其对华战略认知中的建设性因素，消解不利因素，防止其固化为刻板印象。

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

史少博

2021, 35(1): 51-57.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6

摘要 ( 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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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是对近代日本国民遵守“公德”规则、规范的行为指导，并且以简单易记、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的表达方式体现。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近代日本政府重视“公德”提升的产物，是落实统治者国民道德教育方针的手段之一。日本近代“公德”“训言”，其主要内容包括“消极公德”的“训言”和“积极公德”的“训言”。 “公德”之“训言”以“训言”的方式告诫国民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与道德的其他“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德诸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是道德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近代“公德”“训言”以及道德的其他“训言”，对于促进日本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公德”水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佐藤政府对琉球政策：模糊立场与渐进路线

陈静静

2021, 35(1): 58-7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7

摘要 ( 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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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荣作执政期间三次访美，逐步推动美国放弃琉球施政权，这三次首脑会谈集中体现了佐藤政府解决琉球问题的政策方针。实际上，推动“返还”的幕后力量来自琉球岛内以及本土主张“返还”的势力，特别是反对党，佐藤的琉球政策更多的是对他们态度的一种回应。他们的态度逐渐变化，佐藤从远东安全的角度考虑如何解决琉球问题，在不损害琉球基地机能的前提下，根据这些态度制定对策。佐藤应对琉球问题的基本方针是试探、模糊与渐进，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回归”策略，主要原因在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及日美不平等的同盟关系。琉球问题与日美同盟紧密相连，在当时是能够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动荡甚至分裂的敏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危及日本国内政治，还可能导致日美同盟关系恶化，而无论哪种情况都足以结束佐藤的政治生命。

日本古写经文献的编辑出版实践与策略 ——以《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为例

辛睿龙

2021, 35(1): 71-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1.01.008

摘要 ( 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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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写经主要指奈良、平安、镰仓时期，即刊本大藏经之前在日本书写或转写的佛经资料。目前，日本古写经的现代化编辑与数据库建设主要是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主持开展的，自2006年以来，该单位陆续出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九辑。丛刊编校精善，是研究日本古写经文本特征、流传情况、宗教机能的重要学术资料。丛刊编辑出版的成功实践归功于其编辑策略，即贯彻系统综合的编辑方针、偏重学术研究的编辑倾向和整合数字资源的编辑意识。对《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出版状况进行梳理，对其编辑策略进行探讨，这项工作可以为新时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新思路，有助于日本古写经这一宝贵的域外汉籍文献的挖掘、回归、传播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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