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如纯

2018, 32(4): 1-7.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1

摘要 ( 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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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成为东亚各国及美俄等相关国家博弈的平台。日本作为东盟最早的对话与合作伙伴之一，长期以来，通过区域、次区域及双边渠道布局地区外交，突出与东盟及东南亚各国的“全方位关系”。在东亚系列峰会筹备、举办以及落实协议等各环节，日本已形成颇为有效的参与模式。

多边安全合作视野下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动因与影响

高兰

2018, 32(4): 8-1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2

摘要 ( 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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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以来，日本“印太战略”日渐成熟，即以多边安全合作为视角，建立以日、美、澳、印等为中心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引起印太地区广泛的关注。在研究“印太战略”发展的同时，必须谨慎分析其战略设计中的对抗性成分，积极推进切实可行的共同合作与共同管理，确保印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

常思纯

2018, 32(4): 17-24.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3

摘要 ( 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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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越南安全合作是日本对东南亚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近年安倍政府通过开展积极的首脑外交，构建并完善安全对话机制，“软”“硬”两手结合助越南提升军事力量，通过军演、舰机战略性停靠等多种途径，积极加强与越南的安全合作。安倍政府深化对越安全合作的背后有着提升日本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力，联手越南制衡中国崛起，巩固日本国内安全战略调整的成果等多重战略考量。日越安全合作的深化推动了日越关系的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大了中国周边安全压力。不过，尽管日越存在一定的利益交汇点，但双方战略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在深化安全合作方面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应注意掌握战略重心和战略资源的投放重点，坚定战略信心，与越加强合作，挫败日本的战略图谋。

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

宋成有

2018, 32(4): 25-3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4

摘要 ( 8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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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1867年，日本幕府接连推行安政、文久、庆应等三次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为协调幕府与天皇朝廷、诸藩大名之间的关系，建立近代陆海军、引进和制造欧美式的枪炮舰船、开办欧式军事学校、培养欧美式外交和军事人才，力图摆脱落后，走向世界。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武力推翻幕府，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近代化改革，日本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难看出，明治维新近代化基本国策，源自开港后的幕末改革，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但是，在改革总纲、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方面，明治维新又不同于幕末改革，体现了历史进程的变异性。其原因，在于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存在着国际背景、近代化进程和人脉机缘上的历史逻辑。

明治维新所见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

李小白,周颂伦

2018, 32(4): 34-41.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5

摘要 ( 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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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明治维新研究史，先辈学者成果卓然，但也有言未尽意的遗憾。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语境的影响在明治维新研究中有所体现，而“尊王攘夷”的本初含义却被低估。明治维新完成了“一君万民”国家的初建，强烈的国家意识在明治维新变革发生后百余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力。

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

宋志勇

2018, 32(4): 42-49.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6

摘要 ( 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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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外交体制是在幕末改革和明治维新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与西方的接触、交涉、学习中建立起来的。它既有西方外交体制的形式，又有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日本外交的近代化不是在明治维新中一蹴而就的，幕末近代外交意识的形成，外交机构的初建，外交经验的积累，以及外交人才的培养，都为明治政府的外交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明治政府的重视和强力推动，使得日本近代外交体制在很短时间内得以形成。

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

张晓刚

2018, 32(4): 50-57.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7

摘要 ( 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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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末期，面对西力东渐的挑战，幕府已经无力维持其坚守祖法的外交“定制”。公家、幕府与强藩分享了外交主体资格，日本式“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同时存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外交革新一度将重点放在了实现外交一元化的努力上。“天下”体系被完全摒弃，外交主体统一到天皇名下，外务省以天皇“专命有司”的形式行使着外交职能。随着日本参谋本部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外务省的外交专权被打破，参谋本部任意解释军务的范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事实上的外交职能。此外，大陆浪人也在体制之外通过民间管道从事外交活动，进一步导致了明治政府外交决策权与职能的分散。

革命的冻结与激活：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

张东

2018, 32(4): 58-66.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8

摘要 ( 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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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变局中，倒幕派发起王政复古，实现了权力革命，强化皇权的同时，又对其限制，以一君万民构造冻结革命，这也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可能。自由民权等思想在明治维新中发生异化，以植木枝盛为例，他将民权与政权相对、私权与公权分开，赋予天皇莫大权限的同时，亦将其融入国民抵抗权，一君万民构造下，天赋人权论看似激烈实则“虚构”，自由民权有其发展的契机与界限。当通过代议制来实现一君万民理想时，二者的根本性冲突则使冻结了的革命又有了被激活的可能。

中国文化对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影响 ——以九鬼周造《“粹”的结构》中的引据为中心

徐金凤

2018, 32(4): 67-7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9

摘要 ( 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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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鬼周造在《“粹”的结构》中解释“粹”的审美意识时引用了大量江户时代的文学作品，其中对人情本的引用为最多。而人情本的创作受到了中国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简要论述了江户时代中国青楼及才子佳人文学对日本人情本的影响，并由此浅述了中国文化对“粹”的审美意识的影响。

日本虐待老人问题的对策现状之考察

朴成日，史学善

2018, 32(4): 73-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10

摘要 ( 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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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虐待老人事件频繁发生，这成为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对此，日本通过制定《防止虐待老人、帮助赡养（监护）人的法律》《虐待老人应对手册》等，明确界定了“虐待老人”的含义、类型和表现形态。同时，设置了“防范虐待老人中心”“老人福利科”等专门机构，并采取了“及时发现”“积极干预”等有效措施。目前，日本社会从上到下基本上构建了“防范虐待老人问题”的对策体系，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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